问一个宋代海船的问题

【专家解说】：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海滩上发掘出一艘宋代远洋海船，在船舱中发现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物。1982年，在泉州湾内法石晋江之畔，又试掘到一艘宋代沉船。它们不仅是中外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还对人们了解我国宋代的造船技术、航海史，以及经济贸易活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证据。 泉州湾内屡屡发现宋代海船和海上交通史文物并非偶然。泉州是我国宋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古人曾有“涨海声中万国商”、“风樯鳞集”的赞语。阿拉伯旅行家在他们的记载中，描述泉州是东方第一港——“刺桐港”（因唐末五代泉州环城植以刺桐树）。泉州湾宋代海船的出土，反映了宋代泉州港的繁盛，来往海船众多，诚如史籍所载。 万里海洋，茫无涯际。宋代舟师远洋航行，首先需要建造结构坚固、抗风力强、便于装载和远航的船舶。宋人徐竞《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说，海船“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以破浪而行也”。泉州湾出土的海船，证实了徐竞的这一记载。后渚海船虽然只是一个残存的底部，残长24．20米，残宽9．15米，但是仍可想见原船的巨大。据推算该船的载重量，约为二百吨左右。从结构看，尖底，船身扁阔，具有矩形龙骨，船舷侧板为三重木板，船底板为二重木板，舱内分十三个小密隔舱。小密舱的创造是我国古代船工在造船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从保存完好的头桅和中桅底座看，肯定是一艘三桅以上的海船。法石海船型制相近，复原长度约23米，单层板，但板厚达9．5厘米，与历史文献记载的宋船型制相吻合，是宋代海船发展到一定高度的体现。 根据宋代市舶法则的规定，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都要呈报市舶司审批，领取允许出海的“公凭”方可出海。每艘船的公凭，开列船员的姓名和职务。当时一艘海舶，大的可容数百人，小的也能载一百多人。这么多“风雨同舟”的船员，由于宋代船舶设施的改善和日趋大型化，需要有明确的分工，各司职事。宋船有纲首（即船长，以巨商充任）、副纲首、直库、杂事、部领、梢工、舵工、火长、碇（ding）手、缆工等职务名称。在后渚沉船的遗物中，有一批有文字的木牌木签，形状多样，有方形、六角形、长方形、菱形束腰等数种。属于职称牌有曾干、林干、张干、朱库、礼实沓、丘碇、张绊、张什、杨工、尤工、陈工、三九工、安厨纪等不同身份的船员。“干”应是宋代干办官、舶干之省称，在民间转称干人。泉州九日山南宋“祈风”石刻中，就有舶干的记录。墨书有“干”字的人员，为船上的舶干。朱库即直库，在船上管理武器；张什即杂事，负责日常事务；礼实沓可能是司祭；丘碇即碇手，负责操纵石碇；安厨纪即厨工；张绊为缆工，负责索缆。其他带有“工”字的大概是一般水手。这些七百年前的木牌签，是宋代船员内部组织严密的具体例证。 海船启碇出港，扬帆翔风，经常要受到波浪、潮汐、风信、流向等海洋运动的影响。宋代船员们，大部分是沿海一带的劳动人民。他们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远洋航行经验。宋时我国海员已经熟练地掌握海洋季节风的规律，利用它来出海或返航。去南海诸国，是“北风航海南风回”（王十朋《梅溪后集·提舶生日》）；去朝鲜乘夏至后南风，“北风方回”（赵彦卫《云麓漫钞》；去日本一般利用初夏的西南季节风，回舶则利用春季的东北季节风。指南针被应用于航海，出现了航海罗盘，是这时期我国航海技术的一项突出成就。宋人朱彧《萍洲可谈》记述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指南针的普遍使用，使得海舶能比较安全地在海上航行。中国船员刻苦耐劳，且善于创造。泉州一艘古船出土了一只完整的椰子壳，壳顶开有小孔，另一沉船上有个碗型的铜钵（盆）。有的同志认为，这种椰子壳和铜钵，就是船员创造的航海水时计，它是计算昼夜顺风行驶有多少更数的时计。第三舱出土的一件铜勺，是“换水神君”，专门为船上水罗盘和水时计换水之用的。 由泉州放洋至南海诸国，一般是一年往返，可以想象，海洋生活是相当艰苦的。古代船员凭借船上风帆，把碧海波涛化作友谊桥梁，为各国人民的和平交往而远航。他们航海生活虽然紧张忙碌，但也有游戏、娱乐的时光。后渚海船出土的木质象棋子，便是船工文化生活的遗物。出土象棋子二十枚。一种阴刻加圆框填红；另一种墨书或双钩朱书，有将、士、象、车、炮、马、兵等名称，属于三套不同形制的象棋残存。海船发现的象棋子，说明象棋在宋代已经定型，对奕游戏之风，盛行于宫阙市井，乃至航船。它们是船员的消遣娱乐用品。异域海滩上五光十色的贝壳和珊瑚，吸引着航海者的目光，为船员们增添许多情趣。宋船发掘时，人们从舱内的海泥里筛洗出贝壳二千多个，还有一块珊瑚，其中有环纹贝壳、篱凤螺、水晶凤螺、银口凹螺、乳玉螺等，光彩夺目，惹人喜爱。色彩斑烂的贝壳，向人们标示了古船的万里航线，它们是船员们的玩赏品和装饰品。 宋代远洋货船，主要航行于南洋至印度洋的航线。热带的高温气候，火烧火燎，令人口干舌燥。“凡舟船将过洋，必设水柜，广蓄甘泉，以备食饮，盖洋中不甚忧风，而以水之有无为生死耳”（《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由于淡水的需求量比较大，航船设有水柜，后渚古船第七仓中垛（仓名）就盛装着供饮用的淡水。饮用水异常宝贵，势必采取有计划配给的办法，让个人保存一些，以防备淡水柜受损漏水或其他意外。泉州湾古船曾出土带有“水记”的标签二十二件，如“曾干水记”、“林干水记”、“丘碇水记”等等，有的还系上小绳，可能就是船员个人贮存淡水的记号。出土物中不少带有盖子的罐、瓶类，可能就是个人盛水的容器。那种有“××水记”字样的八角形小木牌，很可能还兼作这种水罐的木盖。 海上航行周旋时间长，船用设备方面，也应考虑生活的设施。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说：“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宋代海船出土的一件件遗物，向人们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一幅幅生活情景：小方格纹的麻袋编织物，曾装满了大米及其他粮食。猪骨、羊骨、鱼骨和鸟骨，显然是船员食用过的残存骨胳。其中的鸟骨还揭示了“绿水扬洪波，飞鸟相随翔”的漫长海程。小口陶瓶应是装酒用的。长年和风浪打交道的船工，“陈年佳酿”是必备的饮料。散布在各舱的，还有一些桃核、荔枝核、李核，杨梅核、银杏核，橄揽核、椰壳。它们清楚说明，在数百年前，这些南方沿海盛产的夏令水果，丰富了海员们水上生活，增加水分和营养。 泉州湾宋代海船所航行过的航线，是历代航海家历尽艰难险阻开辟出来的联系亚非各国的海上通路。这条航路的航海者，就是中外人民的友谊使者。泉州船舶满载丝绸、瓷器、铜铁、药材等物品出发，又从阿拉伯、印度、东南亚等地运回香料、珠宝、象牙、犀角、玳瑁等特产。这些贸易品不仅是有价可计的货物，还满载着中外人民友好情谊的无价之宝。“海上丝绸之路”新发现的宋代海船，出土四千多斤的香药，有檀香、沉香、降真香、乳香、龙涎香，以及胡椒、玳瑁、槟榔等等。这些物品多数产自三佛齐、占城、东非的“香料之角”，是宋代泉州海商贩运进口商品的重要物证。 中国海船所到之地，都向当地人民传送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许多外国官员民众，聚集海岸，竞相欢迎，甚至出现了“倾国耸观”的热烈场面。例如，在印尼爪哇，凡“贾人至者，馆之宾舍，饮食丰洁”。（赵汝适《诸蕃志》）泉州商人黄真赴高丽贸易，国王让他寓于国家宾馆，并遣使随他来宋朝，同宋朝恢复中断四十二年之久的密切关系。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记载了中国商船将药材运到埃及亚历山大港，备受欢迎的情况。 许多长年在海上从事贸易活动的中国商人和水手，就在一些海外国家定居下来，成为侨民，同当地人民通婚，促进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据《宋史》记载，北宋末年，居住朝鲜的就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至者”。宋神宗的一个诏令说：福建、广东人因贸易到越南，“或闻有留彼用事”。有的客死异邦的侨民，墓地受到尊重和保护。近年在婆罗洲的文莱，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死于南宋嘉定年间的“泉州判院蒲公之墓”。频繁的贸易和人员往来，促进了中西文明的交流，指南针和火药，就是通过海外交通贸易，经阿拉伯商人西传到欧洲。据南印度学者的研究，月季花的品种，是由泉州经海路传到印度、斯里兰卡的。 宋代海员不畏风波浪谷，克服无数艰难困苦，为发展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