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袁斗争失败后，有一些不同的派别又进行了一些什么样的反袁斗争？

热心网友：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1913年5、6月间，汉阳兵工厂工人为反对袁世凯政府以贬值纸币发给工资进行了罢工。1914年1月，袁世凯颁行《验契条例》和《契税条例》，规定旧契一律呈验，每张交纳验费一元，注册费一角，借以增加税收。同年又实行“清丈地亩”，设“清丈局”，对农民进行搜刮压榨，激起了全国农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这年2月以后，山东、山西、四川、安徽、奉天、直隶、浙江、广东、江西、河南、贵州、江苏等省都有一县至数县发生“民变”或武装起义。9月间，奉天本溪县有劳动群众和芋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号称“讨袁军”，攻占县城，囚禁县知事。1915年1月，奉天新民县农民数百人，持枪械围攻该乡清丈局。5月，河南洛宁县发生反验税契的斗争。8月，甘肃宁县也发生反验税契的斗争。同月，陇东地区爆发较大规模的抗捐抗税运动；环县群众起义，杀死县知事，占据县城，转攻庆阳，焚烧教堂两座。11月，江西万载县人民聚众捣毁衙署。12月，吉林省的榆树、五常、舒兰等地农民，到处捣毁清丈局及税局；奉天的海龙、西安（今辽源）、盖平（今盖县）、峋岩、绥中、东丰等地，纷起响应。1916年春，山东肥城县农民数千烧毁县署及四乡清丈局，邻近各县农民群起支援。同时，冀中有“山北社”组织的大规模的反清丈斗争。在袁世凯统治的整个期间，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有增无减。　　在这几年间，规模最大、坚持最久的是自朗起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他鉴于以前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事业最重要的是立党，只有以革命党为根本，才有希望重振精神，拯救革命于危难之际，完成铲除民贼、还我共和的重任。1913年9月27日，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手拟定入党誓约，吸收了第一批党员。在孙中山的感召和努力下，此后履行入党手续的人不断增多，至1914年4月间已达四五百人。是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就任总理。《中华革命党总章》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某后发布的《成立通告》中明确指出，“此次办法，务在正本清源：（一）摒斥官僚！（二）淘汰伪革命党”，以严密组织，并号召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迄于革命成功”。中华革命党以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在袁世凯黑暗的专制统治下，再度举起民主主义的战斗旗帜，是积极的。但是，它存在的弱点和错误也是明显的。首先，认为民族主义已经完成，没有提出反帝纲领。其次，在组织上强调党的集中统一，对纯洁党的组织，改变组织涣散，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规定凡入党者必须宣誓绝对服从孙中山个人，并按指印，这种做法则是落后的，以致不少老同盟会员不愿参加。总章中还错误地按入党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协助”、“普通”三等，所享权利不同，人为地造成党内等级森严，从而加深了党内外的隔膜，脱离了群众。再次，中华革命党坚持斗争是正确的，但却过分着重于军事，而忽视对群众的发动。　　黄兴等一批同盟会、国民党中骨干力量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们一方面不同意服从个人和入党办法的规定，另一方面也是和孙中山早已存在分歧。黄兴周围的一些原同盟会、国民党成员，拟拥黄兴为领袖，另行组党，同孙中山派分裂。黄兴没有接受，“为避免党内纠纷，决计到美国游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留在日本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部分国民党人，以讨论欧事为名，于1914年8月在东京成立“欧事研究会”。欧事研究会在日本成立后，美国、南洋、欧洲及国内上海的一些人相继加入，共有会员100多名，主要是追随黄兴的国民党军事骨干和国民党中的稳健派。欧事研究会坚持反袁的政治主张，但在斗争策略上反对孙中山派的“急进”　　方针，主张“缓进”方针，存在着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的消极因素。　　中华革命党在东京创办《民国杂志》，揭露袁世凯独裁、卖国的罪行：还在上海和海外办些报刊，派人到会党和一部分军队中策动武装起义。但是，由于它存在着上述的弱点和错误，影响远不如同盟会。　　1916年元旦，袁世凯在新华宫受百官朝贺的时候，云南军政府宣告成立，发布讨袁檄文，公布其十九大罪状。蔡锷推唐继尧为都督，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进军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出兵两广；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武装反袁斗争获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持。昆明人民自动张贴“拥护共和万岁”的标语，踊跃参军，“缴纳捐款的争先恐后，早晨一开门，就拥挤来交，至晚不止”。海外华侨也热烈支援，南洋侨胞早已汇款70余万，获悉云南独立后，“又电汇一百余万，来源仍络绎不绝”。“美洲华侨、澳洲华侨来电认捐，闻数在二百万左右”。群众的热烈拥护，决定了反袁战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