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业革命对中国制造业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热心网友：最近几年，经常可以看到新闻报道上我国的高铁，汽车，大飞机，手机等等产品有多么大的进步。事实上，其中的很多关键零部件都是外包的。外包是一种速成方式，但中国企业的外包跟外企的外包有着本质区别。外企是把自己不屑于干的流程外包给中国企业，而中国企业则是将自己不会干的流程外包给外企。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国家30年前就享受过中国当今高速的发展速度，但由于没有及时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至今还在充当发达国家制造基地的角色。新的工业技术革命，会拉大我国和先进制造业国家的差距。机遇也有很多。发达国家向更高端升级，留下的不屑于做的产业就是我们的市场。挑战嘛，太多了。现在的年轻人，热衷于互联网和金融行业，制造业少有人问津，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制造业升级没有人力资源基础，向高端制造业发展无从谈起。

热心网友：新的一次工业革命正拉开序幕。这次工业革命是指微电子科技、生物科技、新人工材料技术、通讯、电脑科技以及自动化机械技术等六大科技发展互动，形成以制造业智能化为核心，建立在新网络和新能源、新材料相结合的基础上的正在进行的工业革命。它将使全球要素配置方式、生产方式、组织模式与人们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的转变。新一轮经济变革，将加剧区域经济的分化，抓住机遇的国家与地区，将跻身发展前列，失去机遇可能被对手远远拉下。浙江作为我国率先步入工业化发达期的省份，工业发展的资源要素环境趋于恶化，制造业面临不少困难，传统工业不断外移，经济增长速度趋于下滑。如果我们不能抓住机遇，浙江经济将雪上加霜。增强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工业转型升级，无疑是我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挑战的重要选择。无庸讳言，我国虽然已成为世界工业大国，但工业大而不强，发展方式粗放，结构层次偏低。因此，加快工业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型时不我待。 　　首当其冲的是要增强我国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走自主技术创新道路。技术变革始终是工业革命的核心动力。追根溯源，我国工业大而不强，关键症结就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比如，目前我国高端芯片和通用芯片对外依存度超过95%，基础电路工艺落后发达国家约5年。如何突破一批“卡脖子”的核心关键技术，尽快提升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当前我国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面临的最大难关。攻克这一难关，必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创新在工业转型升级中的关键作用。要加强技术创新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前瞻性地部署信息网络、新能源、新材料、生物等重点领域的重大技术攻关，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支持面向行业的基础共性技术推广应用，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特别要从制度设计上下功夫，重视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增强企业对创新资源的全球化配置能力，完善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建设，营造有利于产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　　其次，要加快新能源技术开发步伐，推动能源资源利用方式变革，促进工业绿色低碳发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将推动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大规模应用和智能化供给，绿色、低碳、智能成为新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物质资源大量快速消耗的态势短期内难以逆转。据世界银行报告，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环境退化等所造成的成本已经接近gdp的10%。这些问题，迫切要求我国推动能源资源利用方式的深刻变革，大幅度提升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加快工业转型升级，必须以破解能源资源约束和缓解生态环境压力为出发点，积极利用风能、太阳能、核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推广重点节能技术、设备和产品，推行清洁生产和污染治理，加大资源综合利用力度，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和应用，逐步削减重点行业污染物排放量。同时，要完善领导干部考核制度和落后产能退出机制，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加强各类政策的协调配合，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和企业把科学发展理念真正落实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上来，加快形成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模式，促进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加快美丽中国建设。　　第三，要以智能技术开发为动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着力提升工业智能化水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内涵是信息技术创新，主要特征是制造方式智能化。具体表现为，信息化和工业化的加速融合，促进了生产系统智能化、产业组织网络化和加工制造的个性化发展。未来智能工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将由新型传感器、智能控制系统、机器人、自动化成套生产线组成，其制造系统也将由过去的能量驱动型向现代信息驱动型转变。制造业智能化发展与我国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方向不谋而合。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因技术含量不高，一直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虽然近年来在相关部门的积极推动下，工业重点行业信息化程度逐步提升，但总体上制造业数字化的水平仍然不高。现阶段，我国应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顺势而为，以推进“两化”深度融合为抓手，大力推动传统工业向智能工业转型。一方面，要把我国工业发展建立在先进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的基础之上，深化信息技术在企业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销等环节的应用，提高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制造业数字化技术、产品、装备的研发和产业化，为“两化”深度融合提供产业支撑。　　第四，要主动适应生产方式变革，围绕提升产品附加值，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将加速制造业服务化的进程。制造业服务化是一种新的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其通过不断强化面向客户的个性化研发设计、咨询规划、金融支持、供应链管理、在线监测维护等业务，构建柔性化生产方式，从而强化自身的竞争优势。例如，全球最大的飞机引擎和汽油涡轮机制造商罗尔斯—罗伊斯，通过把在线远程诊断服务作为产品服务合同的核心内容，建立了根据飞行时间进行收费的商业模式，目前服务收入已占其总收入的50%。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促进产业模式从以产品制造为核心，向产品、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并重转变，不仅将改变我国制造业的粗放型发展模式，也将有利于把经济发展转到更多依靠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上来。当前，推进制造业服务化的重点是：围绕增强产品功能，发展工业设计、在线维护与服务业务；围绕增强交易效率，发展融资租赁、现代物流与电子商务服务；围绕提高生产线运转效率，发展总集成、总承包服务；推进从面向产品的服务到面向需求的服务，发展行业一体化解决方案业务。　　最后，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大力推动制度创新和管理变革，努力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了传统的集中式、大规模、同质化生产向分散式、小批量、个性化制造的转变，这一新的趋势对传统的政府行为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迫切要求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加快转变政府职能。长期以来，我国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尚存在对微观经济活动直接干预过多、市场竞争缺乏公平、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履职重管理轻服务等问题，抑制了个人和企业创新活力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愈行愈近，我国要以激发创新活力为目标，积极适应以个性化、多样化为特征的新产业新市场发展趋势， 着力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从管理型政府逐步迈向服务型政府，解决长期存在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总体来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要转变到宏观经济调控、公平竞争规则制定、制度与政策环境营造等方面上来，一方面要深化大部门制改革，不断创新政府管理方式，着力提升政府管理效能，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另一方面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努力为产业发展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为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挑战提供强有力的体制机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