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的粮食供求平衡吗？

热心网友：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水平低，耕地的保有与粮食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教授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认为中国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未来耕地的减少、人口的增加、膳食结构的改变，加上农业生产率下降和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中国将形成粮食危机，并且会影响全世界的粮食供求。此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学术界、政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自布朗先生发表他的中国人口、耕地、粮食危机论后，1996年到2008年，中国的人口从122389万人增加到了132802万人，耕地从195058万亩减少到了182574万亩，粮食产量从50454万吨增加到了52871万吨。14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发生粮食危机。那么，中国有没有潜伏的粮食危机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掉以轻心，发展不当，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对于可能造成粮食危机的原因，笔者与布朗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从城市化、交通水利、独立工矿、村庄扩大等四个方面的建设用地看，改革开放以来用地最多的并不是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水利现代化建设的用地，而是农民分家立户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占用的土地。因此，即使认为耕地的减少影响了粮食安全，则主要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引起的，而是城市化速度太慢，农村人口在农村扩大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导致的。　　实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减少了6879万人，而村庄用地却扩大了19628亩，按照每亩地生产400公斤粮食计算，付出了减少109．9万吨粮食产出的代价；而城市转移和增加了42134万人，只扩大了5043万亩土地，以减少28万吨粮食的代价解决了新增城镇4．2亿人口的居住、就业和生活等需要。可以得出结论，越是抑制城市化和现代化，越是让农民在农村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越大。　　其次，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低，特别是在粮食价格过低的年代，或者一些其他产业比较收益远比农业高的发达地区，农民种高产田的积极性不高，耕地撂荒的情况很严重。我个人估计，目前每年撂荒的耕地面积占5％，9000万亩左右。按照每亩地产400公斤粮食计算，由于每年耕地撂荒而损失的粮食产量在360万吨左右。　　土地撂荒是农民对农产品(21.30,0.39,1.87%)价格、成本和收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虽然这几年国家对种粮进行了免税和补贴，但是，其效应被上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所抵消；而且，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虽然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但是，比农业收入的增长还是要快，长期来看，小规模的农业收益增长慢于非农业的务工收入增长，一定是一个趋势。况且，从事其他产业的收益增长，也比从事农业的收益要高得多。从投入产出来看，耕地是有限和固定的，其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增产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土地零碎分散经营的种植业，从长期来看，不论国家花多大的财力，如果不进行大的调整，实际上是持续不下去的。 　　再其次，技术进步是克服农业边际投入效益下降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小规模经营，农业对技术进步成本的分摊能力较低，进一步利用技术进步克服土地、淡水资源的约束，增加粮食产量，受到规模和成本的限制。从经济学上分析，小规模的农业是排斥技术进步的。要想农业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农业实现规模经营。　　我在想，我们有18亿亩耕地，即使其中的1．2亿亩用来种粮食，假定复种40％面积，每季收400公斤，粮食产量就是13440亿斤，每人就是千斤粮。为什么平均亩产水平还是较低？除了种粮不合算而耕地被撂荒外，农业增产的技术进步受到目前农业经营规模、成本和收益的限制，不能不说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农业的技术进步表现在良种培育推广、有机化肥、生物激素、无害农药、节水灌溉等方面，并正在从目前的石油化学农业向生物工程农业转变。从经济学上看，农业每一项技术上的进步，其带来的边际收益，如果大于其边际投入，才有效益可言。农业经营规模太小时，无法分摊技术进步的成本，限制了技术进步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增。 　　举例来说，当一个10亩地规模的农户，与一位技术员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员指导服务一年，需要服务费100元。而技术服务后，由于规模太小，10亩地增加产量带来的增收，总计可能只有20元，连请技术员一顿像样的饭都不够，所以根本签不了合同，谈不上技术进步。再一例是推广节水技术，如果耕地规模较小，比如几亩地安装一个系统性的节水设备，需要每亩地分摊成本200元，就此在节水上就无法技术进步。而当一家几千亩地的农场，与技术员签订服务合同，安装节水设备，其每单位产量中的分摊成本就要低得多。 　　我国农业耕地和牧场的规模都较小，农户耕种土地规模一般在5亩—10亩左右，并且由于承包时良次、旱水、平坡、大小搭配，即使这样规模的耕地也分散在各处，整合程度很低。在农业生产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虽然不能说没有技术进步，但是科技在农业中的进步是十分有限的。为什么农村的科技推广站网破、线断、点散，许多难以为继，其原因就是他们面临的是千家万户几亩地小规模经营的农业，而不是像欧美那样几百亩到几千亩规模的家庭农（牧）场。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准则上看，他们根本就无法生存。在这种格局下，农村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要么由政府财政养着，要么靠向农民收费过日子，加重农民的负担；政府怎样加大科技投入，都会让这些科技推广站消耗掉，农民得到的收益不会太多。 　　总之，我认为，中国粮食产量不稳定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1978年以后村庄扩大占用耕地过多，农产品价格过低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生产经营规模太小太碎，技术进步因规模和成本限制而缓慢推进。解决的途径是加快农业剩余人口和劳动力转移，限制村庄用地的继续扩大，加快撤村并镇和土地整理及复垦，放开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加速耕地流转和集中，在规模和成本能接受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的技术进步，而不是用限制城市化用地的方式来保证粮食安全。否则，南辕北辙，使粮食安全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更加严峻。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不仅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还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风险，是不切实际的，高度国际化首先意味着需要缓解外汇支付能力的制约，较大幅度地增加进口粮食所需的外汇。我国作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家，重新加入gatt后将面临着一个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出口国家较为有利的市场，国际上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随着对粮食生产和出口补贴的削减，仅仅工业发达国家在粮食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世界农产品价格可能平均要上升22%。其中小麦价格上涨37%，饲料上涨37%，食糖上涨37%，这种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动显然极为不利于粮食进口国家。更重要的是，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将对国内生产者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国内经济总体运行。从国际经验看，粮食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历史并不遥远，很多工业化国家如欧共体，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即使在国内生产成本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采取了保护、补贴国内粮食生产的政策，以获得食品和政治安全。在更为便宜的食品和食品安全这种食品安全所暗含的政治收益之间，宁可选择后者，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在封闭条件下谋求粮食问题的解决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有关研究表明：在保证粮食供需平衡方面，以贸易补充缓冲储备明显的优于封闭型经济。在储备为零时，进行贸易的国家可以把粮食安全的概率保持在94%的水平上，基本上条例粮食安全的允许范围，而不进行贸易的国家只能达到82.2%的水平。即使在储备量占常年生产量的15%这样较高的水平时，封闭型经济也只能使粮食安全概率达到92.2%，还没有开放型经济的起点(储备为零)高(参见厉为民等编著：《世界粮食安全概论》p114)。面向国际市场的含义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计划地参与国际分工和资源交换，适当增加粮食，尤其是小麦、玉米的进口量以获得比较经济利益。粮食贸易的基本格局是我国将继续以粮食净进口国出现的国际粮食市场。制度调整：强化行政机制还是坚持市场取向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即强化行政机制，可能在短期内能解决粮价上涨过快、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以及粮食品种、品质供求结构不对称的问题。但是，这种强制平衡方式不利于提高效率，以低成本实现我国粮食供求的动态均衡。我国粮食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坚持市场取向。市场取向是提高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纠正利益分配中的城市偏向及优化粮食的供应结构，使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从温饱向小康转变的客观要求。坚持市场取向并不是简单的放开粮食购销价格，把粮农推向市场。放开粮价本身不足以保证粮农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保护农民利益要求构造一种安定粮价的机制，避免粮价大起大落。这就要求改进、加强粮食的宏观调控。在经济高速增长、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还难以转移出去的背景下，把粮农推向市场、粮食市场化的结果很可能有利于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增加粮食供给。近年我国南方粮食播种面积缩减，从调出粮食变为调进的事实表明，市场化并不能保证产量和收入双重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