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关键词

【专家解说】：《剑桥晚清史》这样写道：“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
19世纪下半叶的外来打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中国内部确已经到了一种质变时期。史料记载，进入19世纪以后，中国内部发生了千位数的规模大小的暴动。像历朝历代皇权一样，统治者绝对不允许这种“质变”的产生，于是，打压国内的动荡。“质变”的发生，意味着政权的衰落，这是中国皇朝更替的规律。
西方在与大清皇权的较量过程中，从开始的谨慎小心，逐步发现了这种皇权是完全脱离了中华帝国“国家”概念之上的象征性的东西，即看清了它的虚弱。于是，征服皇权，使之为他们服务，便是侵略的目的。
从中国内部的角度，是很难看清皇权的这种虚弱的；或者即使看清，也很难与之较量。因为皇权是建立在宗族式的体制之上的。这种体制，决定了皇权是一种辐射式的统治形式，这种辐射式得到了自上至下、自下至上的层层牵制，这种牵制是建立在封建礼仪、道德伦理、人情世故等这种几千年的传统之中的。只有一批漠视这种辐射式结构的人，才会不惜抗争，把强力直指皇权，以达到中国另一种传统观念“成则为王”的目的；换句话说，中国的传统迫使中国人只有在无路可走时，才会对皇权实施垂死一搏。
中国内部的这种抗争阻力，对于任何外来民族，包括西方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可以用强力直指中国皇权——他们知道中国皇帝也是人，而非神，加上先进的物质文明，皇权不倒才奇哉怪也。于是，对中华民族来说，人的本性在说话了：成则为王。自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自皇权至底层百姓，一直处于被西方强权控制之下。
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后对中国的控制，只增加了一种发自皇权本身、又辐射至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仇外——媚外并存的表象，真正的质变力量只能产生于中国内部，这就是太平天国演练、辛亥革命成功的实质所在。西方列强在劣根性上与清政权的同质以及他们各自相互的牵制，使他们只能走“扶植”之路。
《剑桥晚清史》所提到的“现代化”，是中国内部质变的结果，而非外部强迫所致。这种评价更为客观，更为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很清楚，现代化的信息，自皇家园林“圆明园”初建之时，甚至早在明朝时期，已经渗入到中国，不过是由于帝王的打压而使之胎死于皇宫罢了。由此也可以说明，清末统治者的现代化，是被迫的，是只取物质的；而大清国内部的现代化发展，才是全面的，质变的。从历史角度来看，是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