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怎样提高决策水平

【专家解说】：综合科学决策摒弃增长等于发展的理念和经济至上主义，从而使发展更少地依赖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与地球的承载能力达到有机的协调 　 政府进行综合科学决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要形成科学合理的规则、政策，整合各种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冲突目标，确保公共利益的主导地位 　 提高政府“综合科学决策”水平命题的提出，基于对以下一些带有世界性的现象和问题的思考： 　 ——政府努力发展经济，增加财富、国力的良好愿望和决策，为什么有时会带来相反的效果？最典型的是前不久玻利维亚政府为增加天然气的开采和出口而兴建“天然气管道”，结果发生社会冲突，造成数十人死亡，桑切斯总统因此被迫下台。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中，政府要转变经济管理职能，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但是，市场经济只认资金、货币持有者，它不认公正、参与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政府在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的过程中，如何使市场成为服务社会的手段，而不是控制社会的手段？如何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深化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以避免像上世纪后期拉美在总财富增长过程中，由于忽视底层民众的利益，导致社会不稳定和经济严重衰退的情况的发生？ 　 ——当城市现代化指数、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序引来各方眼球，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为了增强竞争力，改善城市形象，再次掀起一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造城运动”时，不可否认，过快、过猛、过热的开发与建设，正在给人们生存的城市环境带来种种重负，如城市水泥森林增多，地面沉降，气候变暖，失业人群增多等等。 　 显然，面对当今一些世界性的现象与问题，强调重视提高“综合科学决策”水平，意义非同寻常。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过程中，要切实树立和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做好“五个统筹”、“五个坚持”，很有必要将“科学决策”提升到“综合科学决策”的水平。 　 如果说，以科学的程序、方法为特征的决策，是一种“科学决策”，那么能“统筹”经济、社会、环境整体协调发展的科学决策则是一种“综合科学决策”。综合科学决策与一般科学决策的差别是，一般的科学决策着眼于对项目、工程、管理等对象本身的实践模拟，考虑较多的是决策对象的各种技术要求、数据，以及管理的结构、程序、方法等；而综合科学决策由于改变了立足点，拓宽了视野，着眼于整体协调发展，可以在更宽泛、更持久、更长远的意义上获得理论与实践支持。同时，由于综合科学决策着眼于整体协调发展思考问题、进行决策，关注协调方方面面利益的合理机制，着眼于长远目标的实现，因而它能避免各种有损整体协调发展的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地方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为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综合科学决策还意味着，人们在对生产与社会实践活动作出决策时，要放弃传统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改变人们对待自然界的传统态度。一方面要求人们在生产时要尽可能地少投入、多产出；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在消费时要尽可能地多利用、少排放，摒弃增长等于发展的理念和经济至上主义，纠正过去那种单靠增加投入、加大消耗实现发展和以牺牲环境来增加产出的错误做法，从而使发展更少地依赖地球上有限的资源，更多地与地球的承载能力达到有机的协调。 　 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级政府如何提高综合科学决策水平呢？前提是要转变思维方式，变纯粹的“工程型”、“项目型”思维为“综合型”思维。工程、项目型思维的特点是线性的、平面的，它关注项目、工程本身规划与设计的“科学模型”、建设成本、周期和效果，缺乏长远的考虑、纵向的比较、综合效果的预期。如就有的地方高速公路建成后发生的严重堵车现象而言，当时工程规划的目标是为了解决“瓶颈”，却对高速公路的服务对象、功能以及未来的物流均未进行严格的区分和长远预期，结果使高速公路难以承担多种功能的“重负”。 　 尤其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政府决策面对的是人、社会、环境处于互动过程中的一种非结构化的综合领域。政府进行综合科学决策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要形成科学合理的规则、政策，整合各种利益群体的价值取向，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冲突目标，确保公共利益的主导地位。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一些政府部门的规则或规制，为何在实践中常常失效或打折扣呢？比如，人们再三批评的开发园区过多过滥现象。目前全国5000多家开发区中，经国务院或省级批准的其实只有1251家。开发区过多过滥必然导致大量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造成巨额资金积压等情况。事实上，政府在制定综合科学决策之前，不仅应当会同专家对决策的目标和实际状况进行研究和评估，对政策的实施进行监控和修正，而且要吸引各利益群体都参与政策讨论、政策制定和政策的实施。鉴于综合科学决策是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沟通决策各部门和决策涉及的各种利益群体，是实施综合科学决策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规则，形成约束机制，进而提高政府的“规制”能力，提高政府综合科学决策水平，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