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

【专家解说】：

 

 

　　背景一：育龄妇女生育率现负增长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迄今已实施30年。北京户籍人口每年约增6万至7万新生儿，其中98%符合计生政策。近年来，北京户籍人口中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持续走低，出现了负增长现象。

 

　　按照人类保持平稳更替水平的要求，一育龄妇女应生育2.1个孩子。对于这一数据，目前全国平均值是1.8，而北京仅为1。

 

　　这有专家指出，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数字。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生育率继续保持在这一水平，在并不很遥远的未来，中国人口会以平均每30年减少四分之一的速度下降。

 

　　日本在国情报告中指出，人口问题势必对今后日本综合国力、产业竞争力以及科学技术人才产生严重影响。缺乏劳动人口以及科技产业人才,将成为今后长久困扰日本的最大难题。也有统计显示,退休年龄在欧美国家已经一再延长,甚至连终生就业也可能成为一种模式被延续下去。而这一问题在中国也已造成了年轻人就业的极大压力。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力,对人口一味的控制势必会影响社会进步的正常节奏。同时，生育繁衍也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类是无法与之对抗的。

 

　　对此，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提醒中国说：“从某种程度上讲，人口增长减缓的确可以使得一个国家在经济上获益。五、六十年代的日本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但自八十年代起，日本也正是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和劳动成本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虽然这样的变化总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中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几十年内重蹈覆辙。”

 

　　专家表示：中国生育率在未来三十年内应保持在一点八左右，努力控制每位育龄妇女生育接近两胎的水平，过高或者过低都将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未来三十年，是确保低生育水平稳定、实现人口由缓慢增长到零增长再到负增长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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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一大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加快。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990年的6299万增加到2000年的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例由5.57%上升为6.96%，目前中国人口已经进入老年型。性别间的死亡差异使女性老年人成为老年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20%。同时，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80岁及以上高龄老人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到2040年将增加到7400多万人。

 

　　人口老龄化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对社会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老龄化社会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的赡养负担。据一项研究测算，2000年，我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只需负担15.6个老年人，2050年则要负担48.5个老年人。专家认为，在未来50年内，前20年，我国存在一个低抚养比时期，这期间儿童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已经下降，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刚刚上升，总抚养比处于从下降到上升的低谷，呈V字形。

 

　　其次，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尤为突出。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认为，我国农村老年人口普遍缺乏养老、医疗、照料服务等基本社会保障。这在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影响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小康社会的建立。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寿命的延长，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能力的老年人的数量显著增加，给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沉重负担，因此我国的社会保障问题亟待解决。

 

　　另外，老年人的生活质量问题也日益凸显。研究表明，我国有大约1/3的老年人存在失落、孤独、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城市部分老年人体重超重，农村部分老年人营养不良;个体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异被忽视，“一刀切”的退休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老年人才的丧失，使老年人过早处于被“养”起来的生活状态。

 

　　老龄化社会负担沉重

 

　　人口老龄化会导致养老经费的不断增加，从而导致消费基金的增加，相应地就使得积累基金相对减少，这对扩大投资是不利的。加上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使得退休金总额也在不断地上升。1978年全国离退休人员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总额为17.3亿元,到1997年增加为2068.3亿元，19年间增长了119倍。有人预测：到2030年，这一费用将达到73219.5亿元，2050 年将达到182195.2亿元。这个庞大的数字会对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困扰。

 

　　另一方面，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是构成生产力的最基本的要素，劳动力数量的多寡及其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虽然已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但劳动力资源却十分丰富，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但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劳动力老化的问题将十分明显。

 

　　老年问题对社会稳定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现收现付的养老社会保险体制，养老金是直接从企业收入中支付的，如果企业的退休人员多，企业用于养老的负担就重，在职人员的收入就可能受影响，这样，就可能导致在职人员的不满，从而引发在职和退休的两代人在利益分配上的矛盾。而实际上，退休人员所领取的养老金，是他们过去所创造的财富的一种补偿。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上表现为直接从在职人员创造的价值中支付，所以容易引起在职人员的误解。

 

　　老年问题还会加重现代家庭的负担。在现代社会，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导致了我国“4-2-1”家庭格局的出现，这意味着一对夫妇要面对供养双方的父母和抚养一个未成年子女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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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三：中国少儿人口大幅下降

 

　　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早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发生逆转。从1998年开始，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就已经降到10‰以下，在发展中国家中率先进入世界上的低人口增长国家行列。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200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5‰，属于“少子化”类型国家。我国现在面临新的人口问题，需要及时调整人口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我国人口政策的目标是防止人口增长过快，可以说我们已经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目标。因此我们称“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属于第一代人口政策，也花了一代人的时间。从现在起开始实行第二代人口政策，即“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其政策目标是防止人口严重老化和少子化。

 

　　现在看来能否实现这个目标依然是未知数，它取决于我们对未来人口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机会窗口。由于198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还有很大的惯性，还有被继续“锁定”的可能，调整起来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从长期成本和收益角度来看，早调整早主动，晚调整晚主动，不调整则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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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增长已经不再是我国资源环境的主要压力来源

 

　　或许有人会认为人口多是环境资源压力的主要来源。可以说30年前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可以说当前造成我国资源环境主要压力的已经不再是人口增长，而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能力和办法来协调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关系。

 

　　第一， 从贸易角度来看，我国已经完全能够从国际市场获得更多的资源来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1995年我国才开始成为初级产品的净进口国，从2002年开始我国的初级产品进口额占GDP的比重开始迅速上升，由1.43%迅速上升到2008年的6.57%。我们认为这个比例还可以上升到10%以上。因为该比例的上升标志着我们从国际市场获取资源的能力提高了，这也相当于进口了水、耕地、矿产等稀缺自然资源，大大缓解了我国国内资源环境方面的压力。

 

　　第二， 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的资源和能源压力。根据中国科技中长期规划目标，我国已经在加速发展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以作为化石能源的替代品。并且根据当前的规划，我国清洁能源占总能源消耗的比重将在2020年之前就会达到甚至超过15%。我国在新能源方面的专利数已经在世界上排到第七位，并且在世界的位次仍在不断上升。可以说我国有希望成为可再生能源、绿色技术方面的世界上领先的创新者和应用者。这些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突破中国的资源和能源约束。

 

　　第三， 随着过去几十年里我国教育事业的显著发展，已经形成了人口方面的两大新优势：人力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人力资源和人才方面的巨大优势就为我国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巨大的动力，也为我国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提供了可能。

 

　　中国正迈入老龄化社会，生育率低、人口结构老化已成未来发展的重大隐患。谁来养活中国?已执行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调整，是否应放开二胎管制，无疑都需在新的人口环境和发展背景下重新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