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中国粮食危机？

【专家解说】：由于中国人多地少，人均占有耕地水平低，耕地的保有与粮食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1994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教授发表了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认为中国随着工业化的进展，未来耕地的减少、人口的增加、膳食结构的改变，加上农业生产率下降和农业生产环境的破坏，中国将形成粮食危机，并且会影响全世界的粮食供求。此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学术界、政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自布朗先生发表他的中国人口、耕地、粮食危机论后，1996年到2008年，中国的人口从122389万人增加到了132802万人，耕地从195058万亩减少到了182574万亩，粮食产量从50454万吨增加到了52871万吨。14年过去了，中国并没有发生粮食危机。那么，中国有没有潜伏的粮食危机问题呢？我认为，如果掉以轻心，发展不当，还是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对于可能造成粮食危机的原因，笔者与布朗有着不同的看法。　　首先，从城市化、交通水利、独立工矿、村庄扩大等四个方面的建设用地看，改革开放以来用地最多的并不是城市化、工业化和交通水利现代化建设的用地，而是农民分家立户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占用的土地。因此，即使认为耕地的减少影响了粮食安全，则主要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引起的，而是城市化速度太慢，农村人口在农村扩大和改善居住条件所导致的。　　实际上，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人口减少了6879万人，而村庄用地却扩大了19628亩，按照每亩地生产400公斤粮食计算，付出了减少109．9万吨粮食产出的代价；而城市转移和增加了42134万人，只扩大了5043万亩土地，以减少28万吨粮食的代价解决了新增城镇4．2亿人口的居住、就业和生活等需要。可以得出结论，越是抑制城市化和现代化，越是让农民在农村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条件，对粮食安全的威胁越大。　　其次，由于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低，特别是在粮食价格过低的年代，或者一些其他产业比较收益远比农业高的发达地区，农民种高产田的积极性不高，耕地撂荒的情况很严重。我个人估计，目前每年撂荒的耕地面积占5％，9000万亩左右。按照每亩地产400公斤粮食计算，由于每年耕地撂荒而损失的粮食产量在360万吨左右。　　土地撂荒是农民对农产品(21.30,0.39,1.87%)价格、成本和收益的一种本能的反应。农业的比较收益低，虽然这几年国家对种粮进行了免税和补贴，但是，其效应被上涨的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所抵消；而且，外出务工收入的增长虽然比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慢，但是，比农业收入的增长还是要快，长期来看，小规模的农业收益增长慢于非农业的务工收入增长，一定是一个趋势。况且，从事其他产业的收益增长，也比从事农业的收益要高得多。从投入产出来看，耕地是有限和固定的，其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增产的投入成本越来越高。因此，土地零碎分散经营的种植业，从长期来看，不论国家花多大的财力，如果不进行大的调整，实际上是持续不下去的。 　　再其次，技术进步是克服农业边际投入效益下降的重要方式，但是，由于小规模经营，农业对技术进步成本的分摊能力较低，进一步利用技术进步克服土地、淡水资源的约束，增加粮食产量，受到规模和成本的限制。从经济学上分析，小规模的农业是排斥技术进步的。要想农业科技进步，关键是要农业实现规模经营。　　我在想，我们有18亿亩耕地，即使其中的1．2亿亩用来种粮食，假定复种40％面积，每季收400公斤，粮食产量就是13440亿斤，每人就是千斤粮。为什么平均亩产水平还是较低？除了种粮不合算而耕地被撂荒外，农业增产的技术进步受到目前农业经营规模、成本和收益的限制，不能不说是其重要的原因之一。　　农业的技术进步表现在良种培育推广、有机化肥、生物激素、无害农药、节水灌溉等方面，并正在从目前的石油化学农业向生物工程农业转变。从经济学上看，农业每一项技术上的进步，其带来的边际收益，如果大于其边际投入，才有效益可言。农业经营规模太小时，无法分摊技术进步的成本，限制了技术进步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增。 　　举例来说，当一个10亩地规模的农户，与一位技术员签订技术服务合同，技术员指导服务一年，需要服务费100元。而技术服务后，由于规模太小，10亩地增加产量带来的增收，总计可能只有20元，连请技术员一顿像样的饭都不够，所以根本签不了合同，谈不上技术进步。再一例是推广节水技术，如果耕地规模较小，比如几亩地安装一个系统性的节水设备，需要每亩地分摊成本200元，就此在节水上就无法技术进步。而当一家几千亩地的农场，与技术员签订服务合同，安装节水设备，其每单位产量中的分摊成本就要低得多。 　　我国农业耕地和牧场的规模都较小，农户耕种土地规模一般在5亩—10亩左右，并且由于承包时良次、旱水、平坡、大小搭配，即使这样规模的耕地也分散在各处，整合程度很低。在农业生产小规模经营的情况下，虽然不能说没有技术进步，但是科技在农业中的进步是十分有限的。为什么农村的科技推广站网破、线断、点散，许多难以为继，其原因就是他们面临的是千家万户几亩地小规模经营的农业，而不是像欧美那样几百亩到几千亩规模的家庭农（牧）场。从经济学的投入产出准则上看，他们根本就无法生存。在这种格局下，农村的农业科技推广体系，要么由政府财政养着，要么靠向农民收费过日子，加重农民的负担；政府怎样加大科技投入，都会让这些科技推广站消耗掉，农民得到的收益不会太多。 　　总之，我认为，中国粮食产量不稳定问题，深层次原因在于1978年以后村庄扩大占用耕地过多，农产品价格过低而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生产经营规模太小太碎，技术进步因规模和成本限制而缓慢推进。解决的途径是加快农业剩余人口和劳动力转移，限制村庄用地的继续扩大，加快撤村并镇和土地整理及复垦，放开和提高农产品价格，加速耕地流转和集中，在规模和成本能接受的条件下，推进农业的技术进步，而不是用限制城市化用地的方式来保证粮食安全。否则，南辕北辙，使粮食安全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会更加严峻。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粮食问题不仅存在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而且， 还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风险，是不切实际的，高度国际化首先意味着需要缓解外汇支付能力的 制约，较大幅度地增加进口粮食所需的外汇。我国作为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家，重新加入gatt 后将面临着一个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出口国家较为有利的市场，国际上有关学者的研究表明 ：随着对粮食生产和出口补贴的削减，仅仅工业发达国家在粮食贸易自由化的情况下，世界 农产品价格可能平均要上升22%。其中小麦价格上涨37%，饲料上涨37%，食糖上涨37%，这种 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动显然极为不利于粮食进口国家。更重要的是，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将对国 内生产者产生冲击，进而影响国内经济总体运行。从国际经验看，粮食作为一种政治武器的 历史并不遥远，很多工业化国家如欧共体，及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等即使在国内 生产成本显著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采取了保护、补贴国内粮食生产的政策，以获得食 品和政治安全。在更为便宜的食品和食品安全这种食品安全所暗含的政治收益之间，宁可选 择后者，并不是偶然的。但是，在封闭条件下谋求粮食问题的解决同样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 。有关研究表明：在保证粮食供需平衡方面，以贸易补充缓冲储备明显的优于封闭型经济。 在储备为零时，进行贸易的国家可以把粮食安全的概率保持在94%的水平上，基本上条例粮 食安全的允许范围，而不进行贸易的国家只能达到82.2%的水平。即使在储备量占常年生产 量的15%这样较高的水平时，封闭型经济也只能使粮食安全概率达到92.2%，还没有开放型经 济的起点(储备为零)高(参见厉为民等编著：《世界粮食安全概论》p114)。面向国际市场的 含义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有计划地参与国际分工和资源交换，适当增加粮食，尤其 是小麦、玉米的进口量以获得比较经济利益。粮食贸易的基本格局是我国将继续以粮食净进 口国出现的国际粮食市场。 制度调整：强化行政机制还是坚持市场取向 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即强化行政机制，可能在短期内能解决粮价上涨过快、粮食播种面 积下降以及粮食品种、品质供求结构不对称的问题。但是，这种强制平衡方式不利于提高效 率，以低成本实现我国粮食供求的动态均衡。我国粮食生产流通体制的改革应坚持市场取向 。市场取向是提高粮食生产者的积极性，纠正利益分配中的城市偏向及优化粮食的供应结构 ，使之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从温饱向小康转变的客观要求。坚持市场取向并不是简单的放开粮 食购销价格，把粮农推向市场。放开粮价本身不足以保证粮农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保护农民 利益要求构造一种安定粮价的机制，避免粮价大起大落。这就要求改进、加强粮食的宏观调 控。在经济高速增长、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还难以转移出去的背景下，把粮农推向市场、 粮食市场化的结果很可能有利于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和增加粮食供给。近年我国南方粮食播种 面积缩减，从调出粮食变为调进的事实表明，市场化并不能保证产量和收入双重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