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m2.5

PM2.5简介编辑

PM2.5[1]，指空气中直径小于或等于2.5微米（一微米等于百万分之一米）的悬浮颗粒物。它在大气中滞留时间长，传输距离远，含多种有毒有害物质，而且与其他空气污染物存在着复杂的转化关系。PM2.5易于滞留在终末细支气管和肺泡中，其中某些还可以穿透肺泡进入血液，也更易于吸附各种有毒的有机物和重金属元素，对健康的危害极大。

PM2.5除来自自然界的风沙尘土、森林火灾、海水喷溅等，更主要来自工业生产、公路扬尘、建筑扬尘以及人类生产生活使用的能源燃烧等。

PM2.5来源十分复杂，既有燃煤、燃油机动车尾气，道路扬尘，建筑施工扬尘，工业粉尘，餐饮油烟，垃圾焚烧、秸秆焚烧直接排放的细颗粒物，也有空气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经过复杂的化学反应转化生成的二次细颗粒。[2]

1.环境危害

大气中颗粒物对光的散射和吸收，能显著减弱光信号，大幅降低有效视距，因而PM2.5会导致城市人为能见度下降，产生阴霾天气，造成空气质量下降。

2.人体危害

专家指出，粒径在2.5微米至10微米之间的颗粒物，能够进入上呼吸道，但部分可通过痰液等排出体外，对人体健康危害相对较小;而粒径在2.5微米以下的细颗粒物，它的直径还不到人的头发丝粗细的1/20，被吸入人体后会进入支气管，干扰肺部的气体交换，引发包括哮喘、支气管炎和心血管病等方面的疾病。这些颗粒还可以通过支气管和肺泡进入血液，其中的有害气体、重金属等溶解在血液中，对人体健康的伤害更大。[2]

控制源头，加强工业粉尘治理

工业生产过程是细颗粒物PM2.5的重要来源，PM2.5防治要从源头入手，采取综合治理策略，改善现有除尘技术和设备，严格控制工业生产所造成的粉尘污染。现有工业除尘技术包括传统的密闭式除尘、过滤式除尘、电除尘、喷水或喷雾除尘等，新技术主要以BME生物纳膜抑尘技术为代表。传统除尘技术是在粉尘产生后，通过各种方法控制、收集粉尘，以生物纳膜抑尘为代表的新型除尘技术主要是聚焦于从源头控制粉尘产生。从源头控制粉尘的散发，能够大幅提高除尘效率并降低能耗。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都普遍采取综合治理的策略，从源头入手，采取措施减少一次生成的PM2.5，同时还要加强对建筑工地、道路的扬尘管理。BME柏美迪康独有的生物纳膜技术已在国内一些大型矿山、工业集团有较为理想的应用，能有效防治PM2.5污染，成功帮助企业改善劳动作业环境以符合国家的卫生及环保标准。

改善能源消耗结构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能源消耗结构，大力开发核电、水电、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并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力度，提高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例，减少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烧所导致的污染物排放。

控制尾气排放

提高汽车排放标准，控制汽车尾气排放，尤其是以柴油为燃料的机动车。积极发展公交导向型城市交通，推动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居民出行对机动车的依赖，从而降低燃油消耗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的PM2.5等空气污染物，也是世界各国大城市的普遍做法。

经验一：采用综合治理策略，逐步减轻污染[1]

欧美等地发达国家通过研究发现，在城市环境中，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等气态前体物转化产生的PM2.5超过生产生活中直接排放的PM2.5，是PM2.5污染的主要来源。因此，各国普遍采取综合治理的策略，在采取措施减少一次生成的PM2.5的同时，重点加强相关前体物的减排工作。

经验二：利用法律和经济双重手段

欧盟先后出台了《欧共体环境行动计划》、《欧洲空气清洁计划》等近20个法规和指令，制定了空气质量标准、机动车和其他污染源的排放标准，区域空气质量监测与评价制度、国家排放上限与核查制度，形成了一套完善的防治PM2.5污染的法规体系。

在美国，除了有适用于全美的法规标准外，各地还出台了地方性法规作为补充。例如纽约市就因地制宜地推出了《抗空转法》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严格规定车辆停驶后发动机空转时间不得超过3分钟。地方性、全国性法规紧密结合，有力推动了治理工作。

经验三：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1.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在世界各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火电、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高能耗、高污染行业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后，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加上新一轮产业升级，纽约、伦敦、东京等特大型城市开始将上述重工业行业向外转移，同时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业、医疗服务业、教育产业和高新技术业等。产业结构的升级，既减少了能源需求和污染物排放，又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较好地解决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比如，东京就将制造企业迁到横滨一带甚至国外，而以新产品的试制研发为重点，努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精尖新”工业，并将“批量生产型工厂”改造成为“新产品研发型工厂”，逐步占领产业链价值的高端，不仅使东京的经济保持了30年的快速增长，还使东京地区的空气环境质量得到了大幅改善。

2.改变能源消耗结构，推动节能减排。以PM2.5为代表的各类空气污染物，其主要来源是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一次和二次产物。为了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世界各国都努力改变能源消耗结构，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力度。日本2009年首次把发展太阳能正式列入日本经济刺激计划。英国伦敦市则调整能源的供给与配送布局，推广分布式能源供给模式，利用伦敦热电联供系统、小型可再生能源装置（风能和太阳能）等，代替部分由国家电网供应的电力，降低因长距离输电导致的损耗。

3.提高建筑物能效水平。从国外特大型城市的经验来看，产业升级之后，其能耗大户已经不再是工业，而是建筑物和机动车。尤其是城市建筑，其能耗已经占到了城市总能耗的约2/3。为此，各国城市采取了一系列建筑物节能措施。比如，制定绿色建筑规范，推动老建筑节能改造，推动建筑物内部照明电器系统的升级改造。据纽约市测算，依靠其采取的建筑物节能措施，至2015年，该市可减少能源消耗13%左右。

4.发展公交导向型城市交通。

经验四：制定中长期治理规划

PM2.5的治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美国、欧洲等都制定了长期的战略规划和详细的治理路线图对之加以指引。例如伦敦市政府制定了《2010年清洁空气：伦敦空气质量战略》，美国南加州地区2007年推出了《空气质量管理规划》，纽约市政府制定了《2030城市发展规划》。总体来看，这些规划有以下几个特点：

1.前瞻性强：这些规划在制定时综合考虑了城市人口规模的改变、经济发展等领域的中长期发展趋势，在城市长期发展的大背景下确定PM2.5治理的中长期目标，具有很强的前瞻性。伦敦在推出2010年空气质量战略之前，首先对“伦敦大气污染物排放数据库”进行了更新。通过这一工作，弄清伦敦所有已知污染源的位置、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统计列出了包括PM2.5在内的八类主要污染物和六种次要污染物，并对2011年和2015年伦敦空气污染状况进行了预测，提出了预见性很强的治理措施。

2.指导性强：这些规划的制定普遍采用了动态目标分解法，将PM2.5治理的总体目标逐步分解，最后落实到具体、明确的措施上，对于实际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美国南加州地区的《空气质量管理规划》不仅详细分析了PM2.5与二氧化硫等空气污染物的转化关系，确定了每项空气污染物的减排指标，还进一步摸清了各种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来源。以二氧化硫为例，在南加州地区的主要污染源依次为船舶、炼油厂、重型柴油卡车、飞机、工程机械、乘用车、制造业、轻型卡车。在此基础上，规划提出了相应的治理措施，并对每条措施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路线图和具体的减排指标。以在重型柴油卡车上安装净化器这一措施为例，规划要求这一工作必须在2014年前完成，每日实现至少减排47.3吨的氮氧化物和3吨一次排放的PM2.5。

3.灵活性强：对于出台的长期规划，政府会定期推出实施情况报告，并根据实施情况进行修订。纽约市的PM2.5治理规划作为整个城市长远发展规划的一部分，每两年就会发布一次实施情况报告，公布各个指标的落实情况，如果进度落后于规划中提出的要求，还要列出原因和拟采取的补救措施。如果实践证明某个指标无法落实，则及时剔除或予以替换，并对规划进行相应的修订和调整。

经验五：制定区域污染控制政策，实现全区域综合治理

在解决PM2.5及其前体物长距离输送的问题上，欧洲和美国都制定了区域污染控制政策，建立了地区间协调和合作机制，通过多地区间的协作，减少PM2.5的排放总量。在欧洲，欧盟各成员国通过签署各类国际公约，提交国家削减计划等方式来达到控制PM2.5区域污染的目标。而美国的做法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是打破行政区域划分，将相对封闭的自然区域统一划为独立的“空气区”，由专门的空气质量管理机构集中进行规划、治理；另一方面，成立政府间协作组织，配合专门的空气质量管理部门，开展空气质量的监测和治理，取得了较好效果。

经验六：利用监测数据帮助医疗卫生部门展开预防性诊治

对于世界各国大城市来说，PM2.5的治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它对城市居民健康的损害，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在政府环保部门积极治污的同时，医疗卫生部门也积极采取有效的措施，利用监测数据，深入研究PM2.5污染对于人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PM2.5易诱发疾病的早期发现和主动干预。

2000年至2003年，法国政府在巴黎、里尔、马赛、鲁昂、图卢兹、阿弗尔六个城市，开展了空气污染与健康状况的调查。纽约市则从2008年底开始，将监控重点转向空气质量对社区人群健康状况的影响。以此为依据，卫生服务部门有的放矢地在重点社区（PM2.5污染物浓度最高的社区）针对重点人群（老年人和儿童）开展对重点疾病（哮喘、心血管等）的预防性诊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了卫生服务的效率。

经验七：提高城市绿化率，强化城市吸尘器的功能

与减少污染源、控制PM2.5排放量的治理方法不同，园林绿化措施利用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吸附和滞留大气中的颗粒物，达到减少和控制大气中颗粒物含量的目的。它对环境的净化功能非常明显。所以，提高城市绿化率是世界各国进行PM2.5末端治理的重要手段。纽约市政府自2007年开始，依据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每年投入1700万美元，优先在树木覆盖率最低、PM2.5污染最为严重的社区植树，同时提高新建社区的绿化率标准。

经验八：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全社会参与

控制污染不能只依赖政府和环保部门，还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世界各国城市普遍与环保组织和社会团体展开合作，采取加大公共广告投放、建立警示标示系统、开设绿色环保网站等手段，提高公众对PM2.5污染危害的认识，促使其从日常生活做起，为污染的治理尽力。日本东京就将宣传“生态驾驶”作为鼓励市民参与的一个切入点，倡导驾驶时缓慢提速，提前减速，尽量避免猛踩油门和急刹车；尽量减少引擎空转；经常检查轮胎的气压；在后备箱里少放物品。据日本有关部门测算，实施“生态驾驶”后，大部分人能将燃油消耗和尾气排放减少20%左右，最多甚至可以减少40%。与此同时，各城市还提供财政补贴，鼓励市民购置混合动力车和纯电动汽车，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

国外大城市的治理经验对我们有何启示

国外大城市的治理经验表明，要想根治PM2.5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加强PM2.5的入口管理，努力减少对化石能源的需求。另一方面，收紧PM2.5的出口，严控排放总量。而国外空气质量的好转，不仅依靠政府环保部门的空气污染治理，更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化石替代能源开发利用和人们生活方式转变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治理PM2.5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全局的高度，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统筹规划，在充分吸收和利用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管理体制和机制的创新，走出一条与本市经济社会和地理环境条件相适应的治理之路。[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