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专家解说】：自亚当·斯密《国富论》以来，试图解释国家如何才能兴盛的书籍汗牛充栋。年前年后一本名为《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的书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口口相传，不胫而走，虽尚未有正式的译本，却也已引发如潮热议。本刊也曾刊登相关书评（详见《财经》2012年第31期“威尼斯、页岩气革命和改革前景”）。 在这本书中，两名美国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提出了解释国家繁荣与贫穷根源的两个重要概念，即“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前者一种多数人参与、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后者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根据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凡是选择了前者的，都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而选择后者的则相反。 这本书和中国当下的相关性在哪里？我们如何实现更包容性的增长？如何避免陷入“攫取性制度”怪圈？日前博源基金会青年委员会围绕上述话题举办了相关研讨会，本刊择要刊之，以飨读者。 韩国和中国台湾早期能够发展，可能是因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经济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为什么能转换到第二阶段，政治变成包容性的，经济还继续更加地包容？ 巫永平：要更深入研究制度转换的经验 这本书我读下来的感觉，就是觉得欣喜。原因有两点。首先是方法论方面。本书在方法论上尤其让人高兴。200多年来，人们提出的对研究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可能不下十种。为什么经济增长，为什么经济不增长，这本书提到了三种，其实还有其他的解释。作为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至少到我这一代人比较熟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解释。我觉得从方法论来说，它是有解释力的，只不过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条化了，简单化到只是几句口号，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没有去研究真实过程，告诉我们这对关系是如何决定经济演变的历史过程，解释真实的历史过程是怎么发生和如何演变的。 一 西方经济学在早期的古典时期，从亚当·斯密开始，其实是把政治和经济合在一起讲，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分开的，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经过200多年演变到今天，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已经变成一门非常精致的学问，越来越科学了。从方法上、手段上还有整体上都越来越精致，内在的体系也越来越系统。但对于我这个不是学经济学的人来说，对经济学一直有一个困惑，就是经济增长或者经济发展的问题难道仅仅是一个经济现象吗？或者说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吗？我觉得至少现在新古典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看成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只要把那几个方面解决好了经济就能增长了。这些问题都是技术性的问题，既然是技术性的问题就可以用技术的手段解决问题，甚至用模型就能解决问题。 制度经济学在这方面有进步，强调制度的作用。它告诉我们新古典关心的那些技术问题是受另外的东西决定的，不解决这些东西，技术性的东西就不可能解决。这些东西就是制度。 但制度经济学不太关心制度是怎么来的，制度是怎么产生的。你看诺斯就假设，人们从事制度创新跟从事经济创新是一样的，只要我投入的成本低于产出，也就是我的回报高于我的投入我就会去创新制度。他把制度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就这样简单交待了。但是我觉得制度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是更重要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经济学在它的范畴中可以不去回答这个问题，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此作为假设就过去了，但恰恰被经济学假设掉的东西，我认为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在读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时，就把经济增长的问题看成一个纯粹技术层面的问题，是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经济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活动是人类活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会受到其他部分的影响和制约，经济活动不是发生在真空里。我们不能把经济从整个社会中抽离出来。其中，对经济活动影响最大的是政治。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把经济和政治连起来的研究确实不多见，尤其在新古典中更难得一见。其实新古典在解释经济增长这个现象时越来越脱离现实了。 这本书的第一作者是MIT（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我很欣喜看到今天在西方还是有经济学家能够有这么大的视野，在一个大的框架内来看经济增长这个问题，把经济与政治连起来，探讨政治可能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后果是什么。 国内吴敬琏老师一直是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看的。而且他们说得很清楚，经济发展是由经济制度、包容性的制度决定的，而这个经济制度是由政治制度决定的。这种视角与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经济学的解释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从方法论来说，这是让人眼前一亮的一本书，终于把我们拉到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 二 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一个很长的链条，但已经精致化的经济学所关注的是这个链条的末端。经济要增长，要发展，显然要投资，有人愿意把资金投进去，有人愿意去付出劳动，经济学关心如何让人投资，如何让人劳动。但这些东西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个链条其实拉得很长，一环决定一环。不只是经济学现在关心的这些东西。这本书试图把这个链条接起来了，从源头来看决定人们是否愿意把资金投入到生产活动，是否愿意把劳动力出卖去挣钱，后面的很多因素是什么。也就是把经济问题放回到整个社会的大框架里，把它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来看，而不是把它从中抽离出来。 第二，书里提出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回答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很多现象。讨论国家兴衰是一个老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不少这样的书。本书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或者攫取性制度的概念并不是很新的东西，两个类似的概念之前已经都有人用过。但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解释国家为什么发展为什么不发展，却是新的尝试。这种尝试的意义在于把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联系起来，看它们如何决定经济发展。马克思对经济发展原因的解释是一种政治制度的解释，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决定了什么样的资源分配，也就决定了什么样的经济发展。当一种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发展，我们就应该去改变它，建立新制度。制度经济学强调的制度是在经济学范畴里的制度。 这本书把这两种视角结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并且在世界范围里选取各种类型、各种发展程度国家的经验，论证自己的观点。至少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在我看来，其中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转换很重要。书中举了韩国的例子，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例子这本书没有提，就是中国台湾。参考文献列了罗伯特·韦德的《管制市场》，这是发展型国家流派最有代表性的一本书，但主要讨论中国台湾。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没有直接去讨论中国台湾。韩国和中国台湾的例子同样重要，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意义更大。 三 按照这本书的观点，韩国曾经在政治上是一个榨取性或者攫取性的制度，具备了政权垄断和政治上缺乏多元性的两个特征。它还符合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权力的集中。其实在这些特征上，中国台湾和韩国都符合。它们都是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下取得经济发展的典型例子。指出这一点其实并非什么新观点，发展型国家理论肯定的也是这一点，只是表述不同。但韩国和中国台湾对于我们的最大意义在于如何从榨取性政治制度变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顺利实现转型。而这本书对韩国的解释是不够的。作者只看到是政治的转型，对于导致政治转型的其他因素分析不够。如果结合我们自己对于东亚经验的理解，可能这一点就更突出了。尽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发展的初期阶段，政治上是榨取型的或者攫取型的，但经济制度却不是这样。 恰恰在这一点上，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特征被忽视了。这一点其实更为重要：即使在发展的初期，韩国和中国台湾在经济上都是私有制，都保护产权。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打开国门看到东亚欣欣向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化，是出口，我们看到了这个。我们就学这个，我们以为一个威权政治体制和一个出口型的、外向型的经济再加上一个公有制就可以实现中国经济的腾飞。这是我们的理解，我们这么多年也是这么做的。 然而，尽管韩国和中国台湾政治上是压制的，经济是外向型的，但它们还有一个保护产权的经济制度，这个是很核心的，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这点到今天可能越来越重要。这正是这两个地方在后来可以顺利实现转型的基础。 但这一点在这本书里解释得不够。作者把转型前的韩国和1978年后的中国都看成榨取性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也都是有一定包容性。但二者在保护私有产权这一点上具有本质不同。这个差别其实是韩国后来能够顺利转型的一个重要基础。但作者只看到政治的变化，没有看到这个基础。 也就是说，民营企业，就是非公有制经济是支撑韩国和中国台湾最主要的力量。按照这个逻辑，韩国和中国台湾早期能够发展，可能是因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经济上一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为什么能转换到第二阶段，政治变成包容性的，经济还继续更加地包容，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解释得不够。应该有更加复杂的解释。 可能这一点，和这本书的比较研究有关，比较研究要照顾那么多的面，你很难对一些例子能够具体深入下去，比较研究方法本身就限制了这一点。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尤其从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来看，我觉得我们对这个问题可能要有更深地挖掘，弄清楚这个转换是如何实现的。 四 我们今天可能就面临这个转换的阶段，我们这个模式支持了第一阶段的发展。未来还能继续支持我们发展下去吗？ 实现这个转换需要哪些条件，我们现在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我们还缺哪些条件，我觉得恰恰现在我们对缺的那些东西不太注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我们已经具备的这些条件，而且把具备的条件可能放大了，觉得有这些条件就可以了，可能危险就在这里。我觉得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这方面对我们的启示应该更大。 这本书避免一些概念化的说法，它不用民主，也不用市场，而是用更具体的说法。用民主这个概念来解释经济是否发展太空泛了，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研究，在民主是有利于经济发展还是不利于经济发展这些大而化之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而对我们理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丝毫没有帮助。这本书认为，只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才能保证经济发展。这就比民主的概念更具体。 其实，民主制度并不一定就是包容性制度，尽管包容性制度一定是民主制度。作者提出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什么，要有一定的集权，能够保证国家的权力，保证能够提供秩序和法律。很多非洲国家为什么很难发展起来，它缺乏这一点。 我们过去30多年能发展起来，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保证了秩序，20世纪上半叶，国家处于各种战争中。1949年后，建立了一个新政权，但又把自己置于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中，国家动荡不安。直到1978年，我们才实现了政治稳定，有了秩序，尽管获得秩序的代价很大，但我们毕竟有了秩序，这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同时也确保发展有一个领导力量。下一步要继续保持秩序，可能应该通过法治来实现。 另外，我自己于2005年在哈佛出了一本书，叫《经济增长的政治解释》，我是要解释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台湾地区那一阶段怎么过来的，那本书一直没有翻译成中文。今年中文版就会出版，我觉得现在出中文版比几年前出意义可能更大。 台湾地区走过来的历程，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面镜子，能照出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台湾地区遇到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遇到，台湾地区做的选择我们现在也在面临。对于民营经济怎么看，公有经济怎么看，台湾地区在50年代末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50年代的时候台湾地区从政界到学术界满脑子都是计划经济的思想，强调公有制。 在1960年前后，他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辩论，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政治领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抉择，蒋介石说我们要支持民营经济，我们要对民间开放，向国际开放。于是台湾地区才有了出口导向工业化，才有后来的经济奇迹。我们今天其实就是面临这个问题。 巫永平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