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份模联中文安理会朝核问题的背景材料

【专家解说】：　　2006年10月9日朝鲜“悍然”实施核试验,这使得六方会谈的其它五国深感受挫。尽管联合国安理会以罕见的高效率一致通过了对朝谴责制裁决议案，但几乎没人相信，朝鲜会因此放弃核计划。在第二次核试警报尚未解除的情况下，为防止核扩散，安理会各成员国应该采取协调行动。但个别国家却以国内法的权限为由，“视必要性”作出反应，酌情实施。不仅如此，对朝经济制裁最有效的中国出于对制裁后果的担心，很难有实质性动作。而围绕朝鲜核威胁，美、日两国间存在着不小的潜在认识差距，更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投下了阴影。 　　考察朝核问题的实质及朝鲜的国体，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在朝鲜问题上的任何矛盾、间隙和政策性的首鼠两端，都有可能反被朝鲜利用。这也是朝核问题愈演愈烈的原因之一。 　　除了战后历史形成的五个合法的核国家之外，新兴国家尝试拥有核武器的动机是对抗区域强国、追求地区霸权，如印度对巴基斯坦，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对以色列。但朝鲜研制核武器的出发点完全不同于上述国家，目的是为了政权存续。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朝鲜在南北体制竞争中败北，随着冷战终结，又直面社会主义阵营崩溃。朝鲜对于自身政权存续有种强烈的不安。因其体制的高度自闭性，这种不安不仅无法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碰撞中缓解、释放，反而日益强化、升级。特别在布什总统发表所谓“邪恶轴心”演说后，这一情绪达到了顶点。 　　伊拉克战争后萨达姆政权的倒台更使金正日意识到，仅靠构筑常规军事力量，远不足以达成朝鲜的“长治久安”。对深陷经济萧条中的朝鲜来说，除南北、朝中关系之外，朝美、朝日关系的改善也不可或缺。但手中已无牌可打的金正日要想破局，只有利用核武器。克林顿时期，朝鲜靠大打核牌，换来美朝框架协议的外交突破的辉煌业绩。这是朝鲜没齿难忘的“本体记忆”，也是金正日最终于10月9日尝试“正面突破”的最后动力。 　　在朝鲜核试“成功”的背后，有三个不容忽视的要素。首先，核试表明，朝鲜的核开发计划已然到达可试验水准。而对此做出“贡献”的，则是2002年10月以来布什的政策性失误。在克林顿近6年及布什最初两年的时间里，有可能将对核废料实施再处理的宁边核设施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便朝鲜拥有不为人所知的秘密浓缩铀，美国允许其核设施重新运行在政策上是失败的。本次朝鲜核试的原材料钚，正是来源于宁边基地。 　　其次，金融制裁的“意外”效果。去年9月，在澳门银行冻结的朝鲜帐户帐面上只有约2400万美元。但在随后召开的第5次六方会谈上，朝鲜强烈反弹，于是美国对其“效果”确信不疑，于翌年加大了金融制裁的力度。与此同时，美国在绑架日本人、镇压“脱北者”等人权问题上高调弹劾，大有结成对朝国际包围网的态势。这种强硬政策，让朝鲜深信外交解决之不可能，于是，5月之后，加快了导弹试射和核试的步伐。 　　最后，促成朝鲜核试的国际环境。如果没有合适的国际形势的话，朝鲜决不会“悍然”实施核试。伊拉克战争的泥淖化和伊朗核问题的同时展开，使朝鲜领导人看到美国在中东被捆住手脚，已无力对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于是金正日决定铤而走险。核试后的形势发展证明了朝鲜之前的判断完全正确。 　　朝鲜偏偏选择美议会中期选举1个月前试水，显然希望对选情有所影响。正如华盛顿从来不曾放弃对朝鲜制度更迭的期望一样，金正日显然也在盼望着美国共和党政权的交替。在他看来，只要在今后两年内能扛住国际制裁的压力，那么作为有核国家与美国下届政权谈判的日子就一定会到来。 　　毋庸讳言，对朝核说“不”最坚决的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在对朝核威胁的认识上，存在着不小的认识差距。这一点，从朝鲜核试以来两国的应对中，毕现无遗。对于所有的制裁决议，日本不仅出手最快、执行最彻底，而且不惜追加单独制裁措施，唯恐给朝鲜以喘息之机。相比之下，美国的态度则缓和得多。 　　某种意义上，日本的角色像伊拉克战争开战时的以色列。金正日的策略是，只要完成射程能到达日本的核导开发，那么出于保护日本的目的，美国便不会攻击朝鲜，朝鲜的政权便得以存续。因此，对日本而言，最大、最直接的威胁与其说是核扩散，不如说是朝鲜紧锣密鼓提炼、积蓄着的钚原料。朝鲜正锐意建设的50MW核反应堆一旦竣工，核原料的生产马上就进入量产水平，那就真成了日本的噩梦。 　　美国的着眼点显然在防止朝鲜核物质、技术的海外转移上。尽管朝核对日本的威胁是直接的，但只要能防止对第三国的扩散，解除其核武装则未必是当务之急。当然，防止核扩散的成功在客观上会间接减轻对日本的核威胁。因为对朝鲜来说，导弹是主要出口产业，阻止其出口本身，就是很大的打击，其用于核开发的资金来源也将被切断。所以，日本在配合国际社会制裁、打击朝鲜的问题上，一向不遗余力。 　　但美国和日本毕竟是一对盟国，尽管两国在朝核威胁的认识问题上存在分歧，但也谨防分歧为朝鲜利用。迄今为止，美国在日核问题上依然未出现任何松动迹象。国务卿赖斯声称，“任何对日本的攻击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攻击。” 　　对日本来说，本来就置身于美国核保护伞之下，其安全其实是有相当保证的。但只要朝核一天没被解除，日本就会借力日美安保，谋求基于朝鲜核拥有前提之上的更加坚固的安保强化之策，包括弹道导弹防御系统（MD）在内的部署定会付诸实施，客观上将加剧东亚的战略紧张。 　　从7月朝鲜导弹危机以来，北京的斡旋就成了国际社会瞩目的焦点。如果没有中国的同意，两个安理会谴责制裁决议不可能出台。但是，细加分析便不难看出，中国对朝鲜的心理其实相当复杂。一方面，出于对朝鲜核试的反对和对国际社会行动规范的尊重，以及对朝方执迷不悟、丝毫不顾及中方脸面的愤慨，中国只能附议决议案精神，投赞成票，不惜给国际社会以对朝政策转换的印象。但是中国依然在大局上扮演着朝鲜保护者的角色，并继续斡旋于朝美之间。 　　虽然中国希望朝鲜能实现体制转型，但出于地缘政治上的考量，却并不乐见朝鲜崩溃。否则中国将失去朝鲜的战略缓冲，隔（鸭绿）江与美韩同盟直接对峙，进而付出美国战略关注向台湾海峡倾斜的代价。假如朝鲜半岛陷于动荡，难免不波及中国，外国资本的对华投资将受到抑制，经济持续增长的国家目标会因此而大打折扣。韩国经济未必能负担得起北方复兴的重负，其负面效应会殃及中国。届时，大量朝鲜难民涌入中国边境，不仅会加剧中国经济的矛盾，而且会带来新的民族问题。 　　正是由于这种战略两难，中国一方面赞成对朝经济制裁，但却回避扼杀朝鲜经济的极端措施，不愿把朝鲜推向绝望的深渊。问题是平壤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并试图加以利用。10月，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访问朝鲜，拜会金正日，不但没能带回朝方任何切实的关于停止二次核试的口信，据说甚至没能得到平壤的一句道歉。对于中方要求朝鲜复归六方会谈的请求，朝方还是照例端出了要美解除金融制裁的先决条件，并且放出狠话：朝鲜做好了“对话或者对决的两手准备”。 　　尽管中国手中掌握着朝鲜90%的贸易及绝大部分经援，但由于战略上的困境过于直白地暴露于朝鲜决策层的视野下，不能不承认，能打的牌其实相当有限。 　　此番朝鲜核试，在国际社会催生了两种新的现实状况。其一是东北亚主要国家间外交激活效应：在联合国安理会制裁决议表决问题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这种惊人的一致对东北亚来说可谓意味深长。自从2003年由中国主导的六方会谈开始以来，关于朝核问题的应对，从来截然分为中、韩、俄的“包容”立场与美、日的“压力”立场，两相对立，互不相让。哪怕2005年2月朝鲜突然宣布核拥有的极端状况，都没能减少中、韩的对朝经贸合作。核试后，中国对朝政策明显向“压力”倾斜，韩国也清算金大中政权以来“阳光政策”，在对北外交上开始呈现与美、日的协调姿态。尤其是核试后短短一个月内，东北亚各国及美国的外交高官们多线路、全方位地穿梭互访，浓密磋商的情景在一个月前还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多国协调外交的积极氛围，很快就被朝鲜核试带来的第二个严峻的现实所笼罩、消解，昭示着东北亚地区结构性矛盾之深刻、复杂。这个严峻的现实是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定型化、恒久化问题。尽管尚不确知金正日核试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是，10月9日从咸镜北道地区发出的里氏3.58级地震的波形图表明，朝鲜确已拥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核武器。从朝鲜尝试拥有核武器的单纯目的性（政权维系）出发，联系其国体及金正日其人的性格，那么只要金政权不被颠覆，朝鲜断不会轻言弃核。换句话说，很难有足以交换朝鲜核弃的筹码。对此，国际社会需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朝鲜是有核国家这一点，恐难逆转。而其作为有核国家的现实，今后还会长期持续下去。国际社会的回旋空间将被大大压缩——基本上只能在上述现实的框架内来谋求危险系数较小的选择，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不幸的是，这就是东北亚面对的现实。 　　那么，在这种空前严峻的状况下，各国如何应对，才能争取到较大的外交回旋空间，谋求相对安全的安保之策呢？ 　　首先，应充分重视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朝鲜核试后出现的东北亚多国协调外交的资源优势，使其不间断地发挥机能并有所强化。在相关各国的协同努力下，朝鲜将于最近复归六方会谈。这虽然是好事，但仅仅回到谈判桌的事实本身，却不能带来朝鲜弃核的保证。应当通过多国协同制裁措施孤立朝鲜，与此同时，不放弃谈判的希望，并通过有关国家的特殊管道保持接触，伺机说服，劝其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即压力与包容政策并重，大棒与胡萝卜两施。 　　即使朝鲜重返六方会谈，前景依然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