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社会状况如何?

【专家解说】：　　文革时期是我国经济状况很不正常的一个阶段： 　　比较的时间段是66—75年为一阶段，76---85年为一阶段，两者时间上可能会有重叠，一般认为应该划在66---76上面，因为文革结束，大概是在76年的年底前一段时间。但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纵观文革期间的社会经济问题可以得出结论：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发展确实是不正常的。从社会生产总值来看，1967年社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9％，1968年再降4.7％，其后一段时期内，国民经济有所恢复，但明显带有对之前大幅下降的补偿性质。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包括一贯的政治经济方针取向和国际环境（主要是苏联的军事冲突）），主要体现在大小三线建设，内地投资猛增，重工业发展很快，1971年增幅是7％，但1972年的社会生产总值增幅又骤降到2.9％，1974年下降到1.9％，到了1975年增幅又骤升到11.5％（根据一般说法，这是邓治理整顿的结果，使国民经济得以有所恢复――暂且可以搁置），而1976年增幅又骤降到1.4％，其中工业净产值下降5.3％。由上可见，在短短十年时间里，一个大国的经济就像是坐上了失灵的升降机，这无论如何谈不上是正常和健康的。 　　必须指出，文革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就是靠由重工业和能源工业拉动的，虽然有历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仍然是一种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加上不切实际的目标，更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四五纲要》提出到1975年钢产量要比70年增长106---135％，达到3500――4000万吨（但事实上1976年的钢产量只有2390万吨，到1980年才仅有3800万吨，1985年才达到4679万吨）。在这样一个脱离实际的目标下，十年里国家仅对能源工业就集中投资了约500亿元，而期间又存在着严重的过渡开发现象，根据数据，1975年原煤产量比1966年增长了91.3％，而另外一个材料则说1976年比1966年产量增长了91.7％，在原煤产量巨幅增加的情况下，开拓进尺反而减少了4万米，下降6％，这说明存在采储比例严重失调的现象。在1953年---1966年的14年间（文革前），能源每增长0.84％，工业总产值即可增长1％，77---82年六年时间里（文革后），能源每增长0.51％，工业总产值可增加1％，而在文革期间，能源增长1.08％，工业总产值才增长1％，两者之间是倒挂的。 　　应当承认，在文革期间，中国的重工业确实发展很快，但这是建立在对其他部门的挤压的基础上的（何况，即便在工业领域内部，仍然存在轻重工业严重失调的问题）。从1966年和1976年的社会总产值来看，农业比重从29.7％下降到25.4％；工业比重从53.1％上升到58.1％，建筑业由6.4％上升到8％，运输业从3.3％下降到2.9％（这里列出了建筑业和运输业，因为一般来说，发展工业要造厂房，要运输产品，这两个产业是相关的，但在工业增长的情况下，运输业反而萎缩了，必定会造成“血脉不畅”），商业从7.5％下降到5.6％（商业比重本来已经偏低，又被压缩了）。还必须说明的是，工业对其他部门的压缩，不是建立在这些部门充分发展基础上进行的有序调整，而是在原有的薄弱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削弱。最典型的是农业，直到90年代中期，粮食仍然是凭票证定量供应，可见仅仅就农业这一个领域来说，就远没有到所占比重过大需要压缩的地步。这里还要指出，建筑业的发展（另外包括水泥之类），主要是投入到重工业的基建投资，而民用投资持续下降。一五期间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之比为67：33，而文革十年两者之比为82.8：17.2，尤其集中反映在住宅等生活方面的大量欠帐。1976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有1965年的一半，亏损企业三分之一。 　　一直以来的说法是――文革期间国民经济到达了崩溃的边缘，近年来有人加以否认，确实，文革期间，我国经济在一些领域确实有比较大的进展，但是，从总体来看，一个规模庞大的国家，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出现如此剧烈的骤升骤降，就好比一部重型电梯在向上运行，如果可以保持一个相对平稳的速度，逐步加速，问题不会很大，但在上行过程中忽然向上急窜，忽然向下急跌，虽然还是保持向上的态势，但拉索却会在这个过程中愈发耗损和脆弱，就越有可能崩断。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牛汉是4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经过了长期的坎坷磨难之后，在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他又恢复了诗的活力。他的诗集《温泉》荣获中国作家协会优秀诗集奖。牛汉的诗，兼有历史的深度和心灵的深度，兼有对于社会现实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兼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牛汉自述说，他三四十年来，喜欢并追求一种情境与意象相融合而成形的诗。这种诗，对于现实、历史、自然、理想等的感受，经过长期的沉淀、凝聚或瞬间的升华和爆发，具有物象和可触性。诗不是再现生活，而是在人生之中经过拚搏和一步一滴血真诚的探索思考，不断地发现和开创生活中没有的情境，牛汉说他每写一首诗，总觉得是第一次写诗，它与过去任何一首诗都无关系，怀着近乎初学写诗时的虔诚和神秘感。在人生和诗歌领域，不停地抗争、探索、超越、发现，没有发现新的情境，决不写任何一行诗。评论家当然可以从他几十年的诗作之中看出来可寻的轨迹，而事实上他一生的创作，是奔突飞驰的，不是有岸的河流。他宁愿在创作中一生不成熟、不老练、走不到尽头，生命永远带着令人可叹的新的创伤。诗集《温泉》里的诗，可以说都是情境诗，这里的诗多数都写于”文化革命”中的“五七干校”。如果把这些诗从生活情境剥离开来，把它们看作是一般性的自然诗，就难以理解这些诗意象的暗示性与针对性，很难理解产生这些情绪的生活境遇。在“五七干校”，他默默地写的这些诗有着同一的感情动向与构思的脉络，几乎成了条件反射，许多平凡小事当时常常会突然点燃他隐藏在深心的某些情绪。那时，对他来说，只有诗才能使灵魂在窒闷中得到舒畅的呼吸。因此这些他心里一直觉得很沉重的诗，都不可避免地带着悲凄的理想主义的基调。《鹰的诞生》让人想起一句西方格言：“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鸡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这首诗写诗人对于鹰的向往，“五七干校”这艰险危难的地理政治环境，是可以比喻成诞生鹰的窠的。《毛竹的根》表现了诗人非常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那属于诗的东西。干涸发烫的土地里，斫断的毛竹根沁出了一丝清水。这本是很平常的诗，但它激起了诗人的想象和体验，毛竹的生命力启发了诗人的生命力。《蛇蛋》富于艺术刻画，而且通篇是艺术刻画，诗人借此抒发了对于生命的复杂而奇异的感受。《悼念一棵枫树》是一首发掘很深的诗。砍树是很寻常的事，砍树也确是可以象征什么，然而，在这首诗里，诗人有独到的发现，和深入的开掘，这就不寻常了：“但它的生命内部/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而且，“芬芳/使人悲伤”。这些刻画与描写，使我们想起有一种伟人，当他倒下之后，人们才感觉到他的价值。人们愈认识这价值，就愈悲伤。《巨大的根块》的构思也是奇异的：顽强的生命总是深深地埋在地底下，最耐燃烧的东西里都有长久凝聚的热力。《华南虎》是一首名诗，艺术刻画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这样说，自从里尔克那首《豹》问世以来，任何咏动物的诗都要在它的面前经受考验，因为《豹》实在太好了。比之于《豹》，牛汉有自己独特的观察角度和深刻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在这里，除了正面描写虎的血泪、悲愤之外，诗人从观众与老虎的关系观察，用观众的胆怯、绝望、可怜、可笑来衬托虎的安详而卧。华南虎是一切受迫害的伟人的象征，而那些观众则象征着一切伟大壮丽的东西被毁灭时以可悲看客身分出现的支持者；这些人是渺小的，然而他们却有在笼外张望老虎的权利。《兰花》很有诗趣，意味深长：找不到兰花不是因为兰花不存在，而是因为辨别不清兰草和野草。《麂子》很感人，如果诗人没有博大的爱心，是无论如何也写不成最后两行诗的。《伤疤》的创作过程是：因为诗人有伤疤，他才能发现树的伤疤；只因诗人体验深切，他才能说出“所有的伤疤下面/都有深深的根啊”这样石破天惊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