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泊沙漠化的悲剧发生了，为了防止青海湖湖水的不断下降和数千年风未能掩埋的甘肃敦煌月牙泉的悲剧再发，有什么良策和建议。字数50~~100左右。

【专家解说】：防止沙漠化的对策和建议 沈孝辉 1.严肃法纪，惩治行政腐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与防治沙漠化有关的有《环境保护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目前又在制定《防沙治沙》，还制定了与这些法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规。 这些法律法规之所以称其为法律法规，是因为它们本身具有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在一个法制的社会，没有凌驾于法之上的权力。以言代法，以权代法的本身就是非法，为法所不容。因此，任何违背法律法规的行为（包括政府行为）都要依法进行惩处，并给予改正。否则，法不成法，只能助长行政腐败，扰乱社会秩序。 然而，在我们的各级政府部门中，总有人把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个人的特权，好象法律法规是给老百姓制定的，是专门用来管教老百姓的，而约束不了自己。凡符合自己和本部门利益的就依法行政；反之，则千方百计绕过“政策障碍”，甚至寻找种种借口，把法律法规撇到一边。应该说，正是这种执法部门的行政腐败，加剧了我国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破坏。 建议全国人大以“西部开发，生态先行”为题，就有关环保的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进行一次执法大检查，及时纠正各级政府执法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历史上大开发带来生态大破坏的悲剧重演。 2.环境问题的决策要有前瞻性和超前意识 我国保护天然林、在长江、黄河中上游首先禁伐天然林的决策是在1996年水灾后作出的；而禁止采挖和销售发菜，制止滥挖甘草和麻黄草的决策也是在2000年春季沙尘暴和扬沙天气灾害连续袭击北京地区后作出的。均系亡羊补牢，付出了惨痛代价后而痛下决心。事实上，无论是洪涝还是干旱，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有学者和媒体发出了“长江有变成黄河的危险”、“风沙紧逼北京城”这样的警告。我国高层决策者也并非置若罔闻，只是由于涉及广泛的社会利益群体，而政府的财政支持能力有限，难以当机立断。然而，凡属生态环境问题都有一种“叠加效益”，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从根本上解决，只能事倍功半，不可能遏制住环境加速恶化的步伐，而且将来一旦治理起来，费用也更加高昂，代价也会更加惨重，远远超过以生态环境为代价所换取的眼前的和暂时的利益。 建议国务院设立包括沙漠化在内的各类生态环境问题专家咨询小组和预警预报系统，为政府部门的高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3.加大防沙治沙的国家资金投入 中国治沙工程，国家长期投入不足。“八五”期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仅1亿多元，地方配套资金又很难落实，因为沙区多是“老、少、边、穷”地区，地方财力有限。相当一部分群众尚未解决温饱，很难拿出钱来防沙治沙。1999年国家投入治沙资金为3000多万元，主要用于治沙工程建设，按治理面积平均每亩投入2.26元,只够买两三棵小树苗,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有专家认为治沙经费每年需20亿元)。目前，在西北地区，造林一亩成本约100元，每亩治沙工程造林，则需500至600元。过去的办法是发动农民投工投劳，以弥补造林经费的不足。在现今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的低投资水平加行政命令，硬性摊派，无偿使用劳动力的办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更何况国务院三令五申不允许加大农民的负担，如果再不加大对治沙的投入，今后工作势必出现滑坡。事实上，由于缺乏经费，防沙治沙中的许多关键性问题，如节水技术推广、优良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太阳能、风能开发利用……得不到解决；许多治沙林场、苗圃、治沙站、保护站等基层防沙治沙单位、职工工资无保障，生产生活举步维艰、正常防治沙漠化的工作难以开展，同时也造成了工程建设速度慢、质量低、布局分散，难以形成规模；管护力量薄弱，造林种草成果难以巩固等等问题。这些现状，与实现国家扶贫攻坚和经济建设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极不相称。 建议国家加大对防治沙漠化的资金投入，除多渠道筹集资金，与农业综合开发、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相结合；还应制定一些相应的优惠政策，实行谁治理，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推广荒沙拍卖，租贷、转让、股份合作等治理方式，形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全社会共同参与治沙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