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史铁生的事迹？

【专家解说】：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河北省涿县（今涿州市）人，中国电影编剧，著名小说家。1958年入北京东城区王大人胡同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1969年到陕西延川插队落户。1972年回北京，1974—1981年在北京新桥街道工厂做工，后因病停薪留职，回家养病。 　　197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以后陆续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1983年他参加中国作家协会。1996年11月，短篇小说《老屋小记》获得《东海》文学月刊“三十万东海文学巨奖”金奖。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1983、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品风格清新，温馨，富有哲理和幽默感，在表现方法上追求现实主义和象征手法的结合，在真实反映生活的基础上注意吸收现代小说的表现技巧，从成名作《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到《插队的故事》，作品从内容到形式技巧都显出异乎寻常平淡而拙朴，属意蕴深沉的“散文化”作品，另外，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多梦时节》（与人合作）、《死神与少女》等，《死神与少女》属于一种新的电影类型——诗电影，这为电影类型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这两部影片都由林洪洞执导，《多梦时节》以其新颖的视角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儿童片奖，广电部1988年优秀影片奖，第三届儿童电影童牛奖艺术追求特别奖，《死神与少女》以其对人生价值的探索于1989年获保加利亚第十三届瓦尔纳国际红十字会与健康电影节荣誉奖。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他把写作当作个人精神历程的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等。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3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史铁生故事 　　·21岁时候双腿瘫痪。1981年，患严重的肾病。1998年开始做透析。他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 　　·他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鼓励了无数的人，深圳中学生杨林在文章的鼓励下，走出了车祸带来的阴影，以《生命的硬度》夺得了一个全国作文大奖。 　　▲史铁生对命运独特的看法 　　人家让他拜佛，他不拜。因为，佛不能使他瘫痪的双腿站立起来，因为，如果佛要人“拜”才肯保佑人，那他就不称其为佛。他认为佛之本义乃“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非绝顶的一处宝座。 　　人家让铁生算命，他不算。因为，如果命好则无须算，“好”自会来；如命不好，更不必算，乐得活一天高兴一天，省却明知前程险恶，还不得不步步逼近那灾难，成天战战兢兢，何苦！高人说能“为你避灾”，铁生也不信，因为那就是命运无定了，其所“算”，乃是妄说，还算它干什么？ 　　但史铁生似乎又“信命”。他说：“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有一条命定的路。”难道一个人所走的路不都是“这一条”路？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铁生的奋斗精神和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一天！ 　　我以为新时期的青年作家中，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最真诚的一个典型。他是个残疾人，他曾几次为此而悲观欲自杀，但当他终于觉悟到无差别便不成 为世界时，他便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努力做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我尤其欣赏铁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他说：“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谓“幸福”的。没有无憾的人生——这才是真正的人生。 　　▲走进不同寻常的史铁生 　　史铁生，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 　　我喜欢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 　　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 　　▲生命里的残疾与爱情 　　我是史铁生——很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话有点怪，好像我除了是我还可以是别的什么。这感觉一直不能消灭，独处时尤为挥之不去，终于想懂：史铁生是别人眼中的我，我并非全是史铁生。 　　多数情况下，我被史铁生减化和美化着。减化在所难免。美化或出于他人的善意，或出于我的伪装，还可能出于某种文体的积习——中国人喜爱赞歌。因而史铁生以外，还有着更为丰富、更为浑沌的我。这样的我，连我也常看他是个谜团。我肯定他在，但要把他全部捉拿归案却非易事。总之，他远非坐在轮椅上、边缘清晰齐整的那一个中年男人。白昼有一种魔力，常使人为了一个姓名的牵挂而拘谨、犹豫，甚至于慌不择路。一俟白昼的魔法遁去，夜的自由到来，姓名脱落为一张扁平的画皮，剩下的东西才渐渐与我重合，虽似朦胧缥缈了，却真实起来。这无论对于独处，还是对于写作，都是必要的心理环境。 　　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一条（近似的）路上来了。 　　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路又不能再用腿去趟，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宁静。 　　我的写作因此与文学关系疏浅，或者竟是无关也可能。我只是走得不明不白，不由得唠叨；走得孤单寂寞，四下里张望；走得怵目惊心，便向着不知所终的方向祈祷。我仅仅算一个写作者吧，与任何“学”都不沾边儿。学，是挺讲究的东西，尤其需要公认。数学、哲学、美学，还有文学，都不是打打闹闹的事。写作不然，没那么多规矩，痴人说梦也可，捕风捉影也行，满腹狐疑终无所归都能算数。当然，文责自负。 　　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当然也可以干点别的，比如画彩蛋，我画过，实在是不喜欢。我喜欢体育，喜欢足球、篮球、田径、爬山，喜欢到荒野里去看看野兽，但这对于史铁生都已不可能。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开始时我这样劝他：你死也就死了，你写也就写了，你就走一步说一步吧。这样，居然挣到了一些钱，还有了一点名声。这个愚顽的铁生，从未纯洁到不喜欢这两样东西，况且钱可以供养“沉重的肉身”，名则用以支持住孱弱的虚荣。待他孱弱的心渐渐强壮了些的时候，我确实看见了名的荒唐一面，不过也别过河拆桥，我记得在我们最绝望的时候它伸出过善良的手。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不见终点的路。 　　残疾与爱情，这两种消息，在史铁生的命运里特别地得到强调。对于此一生性愚顽的人，我说过，这样强调是恰当的。我只是没想到，史铁生在四十岁以后也慢慢看懂了这件事。 　　这两种消息几乎同时到来，都在他二十一岁那年。 　　一个满心准备迎接爱情的人，好没影儿的先迎来了残疾——无论怎么说，这一招是够损的。我不信有谁能不惊慌，不哭泣。况且那并不是一次光荣行为的后果，那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件，普通得就好像一觉醒来，看看天，天还是蓝的，看看地，地也并未塌陷，可是一举步，形势不大对头——您与地球的关系发生了一点儿变化。是的，您不能有以脚掌而是要以屁股，要不就以全身，与它摩擦。 　　不错，第一是坐着，第二是躺着，第三是死。好了，就这么定了，不再需要什么理由。我庆幸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要点：没有理由！你没犯什么错误，谁也没犯什么错误，你用不着悔改，也用不上怨恨。让风给你说一声“对不起”吗？而且将来你还会知道：上帝也没有错误，从来没有。 　　我记得，当爱情到来之时，此一铁生双腿已残，他是多么地渴望爱情呵，可我却亲手把“不能进入”写进了他心里。事实上史铁生和我又开始了互相埋怨，睡不安寝食不甘味，他说能，我说不能，我说能，他又说不能。糟心的是，说不能的一方常似凛然大义，说能的一对难兄难弟却像心怀鬼胎。不过，大凡这样的争执，终归是鬼胎战胜大义，稍以时日，结果应该是很明白的。风能不战胜云吗？ 　　山能堵死河吗？现在结果不是出来了？——史铁生娶妻无子活得也算惬意。但那时候不行，那时候真他娘见鬼了，总觉着自己的一片真情是对他人的坑害，坑害一个倒也罢了，但那光景就像女士们的长袜跳丝，经经纬纬互相牵连，一坑就是一大片，这是关键：“不能”写满了四周！这便是残疾最根本的困苦。 　　这不见得是应该忍耐的、狭隘又渺小的困苦。失去爱情权利的人，其他的权利难免遭受全面的损害，正如爱情被贬抑的年代，人的权利普遍受到了威胁。 　　说残疾人首要的问题是就业，这话大可推敲。就业，若仅仅是为活命，就看不出为什么一定比救济好；所以比救济好，在于它表明着残疾人一样有工作的权利。既是权利，就没有哪样是次要的。一种权利若被忽视，其它权利为什么肯定有保障？倘其权利止于工作，那又未必是人的特征，牛和马呢？设若认为残疾人可以（或应该，或不得不）在爱情之外活着，为什么不可能退一步再退一步认为他们也可以在教室之外、体育场之外、电影院之外、各种公共领域之外……而终于在全面的人的权利和尊严之外活着呢？ 　　是的是的，有时候是不得不这样，身体健全者有时候也一样是不得不呀，一生未得美满爱情者并不只是残疾人呵！好了，这是又一个关键：一个未得奖牌的人，和一个无权参赛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吗？ 　　可是且慢。说了半天，到底谁说了残疾人没有爱情的权利呢？无论哪个铁生，也不能用一个虚假的前提支持他的论点吧！当然。不过，歧视，肯定公开地宣布吗？在公开宣布不容歧视的领域，肯定已经没有歧视了吗？还是相反，不容歧视的声音正是由于歧视的确在？ 　　好吧，就算这样，可爱情的权利真值得这样突出地强调吗？ 　　是的。那是因为，同样，这人间，也突出地强调着残疾。 　　残疾，并非残疾人所独有。残疾即残缺、限制、阻障。名为人者，已经是一种限制。肉身生来就是心灵的阻障，否则理想何由产生？残疾，并不仅仅限于肢体或器官，更由于心灵的压迫和损伤，譬如歧视。歧视也并不限于对残疾人，歧视到处都有。歧视的原因，在于人偏离了上帝之爱的价值，而一味地以人的社会功能去衡量，于是善恶树上的果实使人与人的差别醒目起来。荣耀与羞辱之下，心灵始而防范，继而疏离，终至孤单。心灵于是呻吟，同时也在呼唤。呼唤什么？比如，残疾人奥运会在呼唤什么？马丁·路得·金的梦想在呼唤什么？都是要为残疾的肉身续上一个健全的心途，为隔离的灵魂开放一条爱的通路。残疾与爱情的消息总就是这样萦萦绕绕，不离不弃，无处不在。真正的进步，终归难以用生产率衡量，而非要以爱对残疾的救赎来评价不可。 　　但对残疾人爱情权利的歧视，却常常被默认，甚至被视为正当。这一心灵压迫的极例，或许是一种象征，一种警告，以被排除在爱情之外的苦痛和投奔爱情的不熄梦想，时时处处解释着上帝的寓言。也许，上帝正是要以残疾的人来强调人的残疾，强调人的迷途和危境，强调爱的必须与神圣。 　　——史铁生《病隙碎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