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增速减缓意味着什么？

　　伴随着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及结构调整的推进，我国能源消费已经开启增速减缓、甚至负增长的模式。公开资料显示,我国能源结构逐步呈现低碳化、清洁化的趋势，能源消费总量增速明显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能源消费的这种波动变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也正逐渐减弱，并引起了能源领域研究专家的关注。

　　能源消费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波动变化，其与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弱化，又折射出能源发展中的哪些信号？

　　能源消费已达峰值？

　　一般而言，能源消费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同步指标，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在工业化阶段初期和中期，能源消费一般呈缓慢上升趋势，当经济发展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重大改变，能源消费强度开始下降。

　　“目前，我国经济正经历从高增长到中高增长的‘增速换挡’，其触底时的短期震荡基本结束，初步形成平稳增长态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曾撰文表示，经济“增速换挡”的主因，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以及所导致的中国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二是国内城镇化矛盾导致的房地产市场及投资的深度调整。

　　张立群在文章中称，中国国内消费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增长，预计未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托底作用比较稳定。尽管城镇化遇到一些困难，但动力仍然强劲，城镇化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着力解决好。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中国的能源革命——供给侧改革与结构优化，2017-2050》报告称，目前全国约70%的人口已经实际进入城镇及其周边地带，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已完成。

　　“与之相应的，我国大规模城镇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将完成，这将大大减少对高耗能的钢铁、有色、建材的需求，相关的交通能源需求也将达到峰值。”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平在一次论坛上表示。

　　据上述报告显示，目前我国70%的能源和电力需求来自工业，而钢铁、有色、建材三大行业的能源需求占工业需求的1/3，这三大行业需求下降，还会引起煤炭、电力等相关行业自身需求的下降，预计会带动1/3能源需求的下降。预计到2020年、2030年、2050年，中国能源需求总量将分别降至40亿吨、37.4亿吨、30亿吨标准煤。

　　同时，该报告认为，未来我国能源的需求增长点在于高端制造业和生活消费。但是，高端制造业的能源需求远低于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生产过程的能源需求。随着能源需求的下降，能源将不再作为中国经济的瓶颈，而是能够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实现平衡。

　　另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煤炭消费自2013年达到42.4亿吨后开始连续两年下降。2016年，包括煤炭行业在内的重点高耗能行业开始实行供给侧改革，根据执行情况可判断至少未来短期内煤炭产量及消费量将继续保持下降趋势。与此同时，石油消费量增速保持稳定。

　　对此，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能源部研究员周文戟表示，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于2012年开始增速显著下降，其中化石能源消费可能从2015年开始停止增长，我国化石能源消费及碳排放极有可能已达到峰值。一旦趋势确立，说明该峰值的实现较以前的普遍预期大幅提前。

　　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相关性趋弱

　　能源是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之一；我国富煤、贫油、少气的资源禀赋决定了我国以煤炭为主，石油长期依赖进口的消费结构。

　　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常被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一个重要指标。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这种紧密关系，随着我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推进，正在发生疏离。

　　“在供给侧改革中，一方面重点高耗能行业总体规模面临转折点，能源需求侧面临结构性变化；另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能结构优化与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等多方效应叠加，将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清洁化。”周文戟表示，供给侧改革加速低效产能退出，进一步遏制化石能源需求，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正逐渐与化石能源消耗脱钩，同时也意味着本次峰值实现后再次出现更高峰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量负增长，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0.5%，但全年经济增速达到6.9%。2016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但经济增速为6.7%。

　　“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波动幅度存在明显差异，让一些人感到困惑。其实，这一现象恰恰说明，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已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能源消费增速作为经济增长的参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史丹近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

　　据介绍，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有强脱钩和弱脱钩之分。强脱钩是指在能源消费增速低于经济增速的同时，能源消费量也有所下降；弱脱钩则是指能源消费增长减缓，但能源消费总量仍在上升。此外，还有衰退性脱钩，即能源负增长伴随着经济负增长。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若以10年平均数据来看，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在2000年以前实现了弱脱钩，2000年以来出现了强脱钩的趋势。但从年度数据看，在强脱钩的大趋势下，这些国家个别年份也曾出现过弱脱钩和衰退性脱钩。就年度数据来看，发达国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稳定的关系。

　　史丹在文章中表示，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实现了弱脱钩。与发达国家相同发展阶段相比，我国脱钩时间比较超前，在工业化中期阶段能源消费增速就低于经济增速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意味着能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步下降。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虽然尚未实现强脱钩，但经济增长的要素贡献已有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技术进步仍是能源发展的关键

　　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逐渐脱钩，反映出我国能源领域科技进步和能源效率提升，以及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断优化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能源革命”战略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都发生了巨大变革，能源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能源结构由煤炭为主向多元化转变，能源发展动力由传统能源增长向新能源增长转变，清洁低碳化进程加快，能源消费得到有效控制，能源利用效率进一步提高。

　　同时，随着节能减排的推进上，节能新工艺、新技术得到推广使用，重点行业能效管理得以加强，重点企业能源管理体系建设逐渐完善，设备能效水平不断提高。

　　而推进节能减排、实现绿色增长也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这也反映在经济发展领域，尤其是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的关系中。史丹在文章中表示，一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脱钩的趋势，以能源消费弹性系数预测经济增速的方法已不适应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而这种变化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实力转型的体现。正因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实现了弱脱钩，因而我国有能力承诺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30年之前甚至更早达到峰值，为全球降低气候风险做出贡献。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下，随着我国重点高耗能行业生产规模逐步走向拐点以及能源供应结构的持续优化，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将继续走向绿色化、低碳化的新阶段。周文戟在文章中表示，与之相对应的各层级能源与气候政策目标、发展路线等一系列顶层设计也有待作一定程度的调整。

　　由于我国能源消费基数大、能源效率较低，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史丹称，随着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我国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速实现中高速的经济增长是完全正常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陈柳钦曾在今年初撰写的《能源强度的“存在与超越”》一文中提到，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能源的最优控制问题，即在能源约束下，寻求最优的经济增长路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存在着能源强度的倒U曲线，并且能源强度已经超过了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已具有了节能降耗的内在要求。

　　陈柳钦在文章中表示，能源结构向高效率能源转移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对降低能耗强度有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受制于技术进步的程度和速度，而且技术进步能够通过改变能源的需求结构和需求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能源价格。能源价格、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这三个因素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程度，受技术进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