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证”在中国

　　在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大趋势下，中国走上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度（配额制）+绿色电力证书制度（绿证）”的道路。

　　配额制是强制性规定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的比例，要求电网公司对其全额收购，并处罚不能满足配额要求的责任人。而绿证是对各供（售）电企业完成非水电可再生能源发电配额情况的核算凭证，是一种可交易的、能兑现为货币收益的凭证。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绿证交易机制在中国完成了从概念提出到设计规划，再到开始实施的“三步走”，而其未来的走向也在业内引发了热议。

　　中国首批绿证正式核发

　　6月12日，中国首批绿色电力证书正式核发，为7月1日起即将试行的绿证自愿认购交易奠定了基础。

　　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称，已向提交申请的华能、华电、中节能、中水顾问等企业所属的20个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核发了230135个绿证，上网电量共23013.5万千瓦时，所获绿证项目主要分布于江苏、山东、河北、新疆等六个省份，合计装机容量112.5万千瓦。

　　“首批核发的绿证规模不算大。”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可再生能源专委会政策研究主任彭澎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这是借鉴早期碳交易市场自愿认购的市场经验，以“小步快走”的模式出发，先核发小部分最终推向市场。

　　申万宏源光伏研究员韩启明也认为，首批20个项目所对应的2.3亿度电的上网电量规模，相比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总体量而言是非常小的。2016年全年，中国“弃风弃光”总电量就接近500亿度。

　　今年7月起，获绿证的发电企业可在全国绿证自愿认购平台上挂牌出售绿证。

　　5个月前，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试行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及自愿认购交易制度的通知》（下称《交易制度通知》）。

　　《交易制度通知》规定，绿证将用于开展自愿认购，认购价格按照不高于证书对应电量的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金额，由买卖双方自行协商或者通过竞价确定。风电、光伏发电企业出售绿证后，相应的电量不再享受补贴。

　　绿证不会取代可再生能源补贴

　　业内有观点认为，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绿证的出台可能会取代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资金补贴，这一补贴目前存在着高达600亿元的资金缺口。

　　6月13日，在由国家可再生能源信息管理中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举办的绿色电力证书自愿认购研讨会上，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司副处长李鹏明确表示，能源局没有以绿证替代补贴的想法，营造自愿认购绿证的市场，主要是为了凝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社会共识。

　　“不管在哪个国家，自愿认购的市场都是一个非常间接的市场，如果寄希望于这样一个市场能在很短时间内替代补贴是不现实的。”他表示，美国用了约10年时间进行自愿认购，目前自愿认购的电量占到全部可再生能源电力的约1/3。

　　彭澎也向界面新闻记者指出，目前可再生能源补贴拖欠情况很严重，有的补贴要拖欠2-3年以上，而补贴资金也不会因拖欠而支付利息。补贴拖欠的问题已导致许多开发商的现金流出现贬值和缩水。

　　“但指望绿证解决全部的补贴缺口是不现实的，只能说在未来，比如2020年之后，不需要补贴的项目可以依靠绿证再获得一部分环境权益，并通过出售环境权益获得一定收益。”彭澎补充道。

　　协鑫集团董事长、保利协鑫董事局主席朱共山此前也表示，在与有关政府机构讨论后明确，绿证机制不会取代现行的可再生附加费补贴，它只会是一种补充。

　　中国能源经济研究院院长红炜认为，绿证机制是否能代替可再生能源补贴目前还不能下定论，还需要观察政府的执行方式以及力度，以及市场要素的配合。

　　绿证的强制交易要怎么走？

　　目前，绿证机制还处于自愿认购阶段，管理层计划通过一年时间培育市场。根据市场认购情况，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考核和绿色电力证书强制约束交易将从2018年起适时启动。

　　李鹏指出，强制交易的绿证是履行配额义务的手段之一，是能源企业（发电企业、售电企业）必须要履行的责任。

　　“我个人对自愿认购的制度设计还是持比较保守的态度，这可能会导致绿证在初期阶段的普及会比较缓慢。”韩启明表示。目前，《交易制度通知》还没有明确绿证强制交易的具体细则，也没有设置明确的惩罚措施，这意味着绿证制度不具备很强的约束性。

　　在彭澎看来，实行绿证强制交易有针对发电侧还是售电侧两条路径。今年下半年，绿证自愿交易的整体情况以及电力市场改革的情况，将成为制度走向的重要参考。“一旦实行强制交易，绿证的配额会给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争取到更多的空间。”她告诉界面新闻记者。

　　“即使是在中国，目前很大一部分自愿认购绿证的主体都是外资企业，本土企业的积极性和社会责任感都很匮乏。”李鹏毫不避讳地指出。

　　在国外，一些实力雄厚的科技企业（比如苹果、谷歌）都以使用清洁能源为荣，并设定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100%使用绿色电力的目标。而在国内，本土企业在使用可再生能源方面并未形成共识。

　　李鹏表示，这也是绿证自愿认购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可以借此凝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社会共识。“现在一些中国企业的体量实际上已经不比外企小了，但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做出承诺的一个也没有。”

　　目前，关于谁应该来承担强制履约责任也是非常有争议的，无论是售电公司还是发电企业，它们都不想主动作为承担主体。

　　在国外，先行做出承诺的，多是用能成本较低的互联网企业，实现100%绿色电力对它们来说是“可负担”的。

　　除了认识不到位导致的积极性匮乏，彭澎也指出，地方保护主义也是绿证需要清除的阻力之一。“地方政府往往为了保护自己的火电，不愿接受外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如何打破省间壁垒，如何把电力输送到东部省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江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