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两国应该加强能源领域的合作

　　笔者认为中国和印度两国应该加强能源领域的合作。

　　2015年世界能源需求增量中的60%来自中国和印度。BP公司曾于2012年在《2030世界能源展望》中预测，未来20年，全球94%的石油需求净增长、30%的天然气需求净增长，近100%的煤炭需求净增长以及48%的非化石燃料需求净增长,都将来自中印两国。作为新型经济体的代表，中印两国在世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影响巨大。

　　从基本面来说，中印两国都具有经济快速增长、人口基数庞大的特征。而在能源问题上，两国也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存在着能源需求增量大、能源结构单一(以煤为主)、国内油气资源相对匮乏、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目前，中国天然气和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分别约为33%和63%，而印度约40%的天然气、80%的石油消费依赖于进口。与中国能源同样高度依赖中东一样，印度的石油进口约60%来自中东地区。为保障自身能源安全，印度和中国都在大力寻找长期稳定的能源进口来源，争取同中东、中亚和非洲油气生产国的能源合作。

　　因此，中印两国在海外能源投资领域特别是油气资源投资自然存在着竞争关系。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两国在国际能源投资招标中已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譬如，2005年两国竞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两国在西非安哥拉和厄瓜多尔石油开采权上亦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在两国的能源投资竞争中，无论哪一方竞标胜利，都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事实上，随着两国经济和贸易的不断发展以及双方能源外交的不断加深，中印两国在竞争的同时，能源合作的空间也逐渐扩大。过去，中印两国企业已在油气开采和资产收购等领域展开了合作，如2005年两国企业联合收购叙利亚阿富拉特油田，2006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与印度瑞莱斯公司签订了印度“东气西输”天然气管道工程建设合作协议。近年来，两国的能源合作不断加深，不再局限于油气领域的海外合作竞购。2016年10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四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中，双方对联合开展能源规划、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煤炭开发以及电站运维中心等话题都进行了深入交流。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未来中印两国的能源投资合作可以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取长补短，加强两国在能源技术和产品上的投资合作。中国在燃煤火电、核能及太阳能等新能源技术和设备制造领域领先印度，同时在技术和资金方面具有优势。而印度在能源信息化管理、风能领域具有优势，同时具有广阔的能源市场，企业国际化程度高，这些都为双方的投资合作提供了契机。譬如，中国的太阳能技术先进、设备成本低，而印度具有较为丰富的太阳能资源，但光伏设备制造业尚未成熟，两国可以利用企业合资、技术转让等形式开展光伏投资，扩大两国的光伏市场;中国在设计、建造大型电站，制造成套水电、燃煤发电设备以及电网建设与管理等方面，具有成熟的技术和经验，而印度的电力供应与电网建设却一直是其发展的重要掣肘，两国可以共同开发发电项目投资和建设。

　　其次，继续推进两国对海外油气资源的联合竞购和联合开发。中印两国的石油公司与国际大型石油公司相比，在管理、技术和资金等方面还存在差距，两国石油公司间的合作，有利于提高双方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谈判力和购买力。2006年，中印两国签署了中印能源合作五项谅解备忘录，其中包括油气海外“联合竞标协议”，促进了两国对海外油气资产的联合竞购和开发。但事实上，备忘录不具备法律约束，两国在竞购中的合作仅在均不具备明显优势的情况下才可能进行合作。因此，未来两国政府还应推动更具约束力的框架协议，为两国在能源勘探、生产和开采领域的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减少两国间企业的不必要竞争，可以降低投资风险，达成更有利的经济结果。

　　再次，除了在油气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保证油气安全，积极推动油气管道建设也是两国能源合作的重点。中印两国从俄罗斯、中亚及中东地区进口油气，均需要安全、便捷的运输管道来确保能源运输安全。目前，中国已经构建了与北部、西部邻国的油气运输管道体系，而印度也在努力构建几条能源管道路线，但困难重重，如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皆因印巴冲突等问题难以实现。对印度而言，其迫切需要中国的加入来推动管道建设;对中国来说，西线和西南线陆上能源通道绕不开南亚国家，而印度在南亚国家中的地位决定了积极推动中印陆上能源通道合作的重要性，这将有利于降低中国能源运输的安全成本。

　　另外，除双边合作外，两国还可以在广泛的多边层次内展开合作，推动更多、更大的区域能源网络。譬如，推进中印俄三国合作、金砖五国合作、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以及南亚区域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在这些合作框架中，中印两国作为能源需求大国，可以积极促进平台内的能源合作，提高作为能源买方的话语权，增强能源价格博弈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中印之间的能源合作也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能源合作是贸易合作，但也会涉及政治因素，中印之间的政治互信程度还需要加强。(林伯强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