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 降低企业税费“痛感”

关于企业税负的讨论，已跳出简单的税负高低之争，更多是从税制、税费关系、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层次地思考如何降低企业税费“痛感”，更好激发实体经济活力——

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一席谈，引发社会舆论对企业税负的关注仍在发酵。“此次税负争论，确实有点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说。这是因为有关部门、学界、业界的大讨论，已经跳出简单的税负高低之争，开始从税制、税费关系、非税综合成本等方面入手，全方位、深层次思考如何降低企业税费“痛感”，让税收更好服务于实体经济。

税制不同加重税费痛感

姑且不论统计口径是否严谨，对于产生“中国企业综合税负高于美国”说法的原因，不少专家均认为根源在于中国的税制结构不同于美国。

中国以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企业，美国则以直接税为主，税收收入主要来自个人。从税负构成及承担者来看，我国企业承担了90%以上的各种税费，个人承担的各类税费占比不足10%。“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决定了我国税负从整体上可能高于以直接税为主体的国家，企业承担较多税负的实际，又决定了企业对税费痛感更加敏感。”杨志勇说。

认识误区、统计口径偏差，也会对企业“税收痛苦指数”造成误导。比如，所谓“中国综合税务高于美国35%”，就是将除了“正经”税收以外的用能、土地、保险费等综合成本，全当成税来计算。专家表示，确实有西方国家宽口径计算企业税负，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的收入算进去，但国家之间税制不同，税基不同，很难生搬硬套别国口径。

还有一种认知误区，认为“税率是多少，企业就承担多少税负”。其一，这一说法忽视了税负转嫁因素。“占我国税收收入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的流转税，依附于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可以实现转嫁，企业只履行缴税义务，并非负担者。”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说。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李旭红举例称，如果销项税是100元，进项税是20元，应纳税是80元，就说这80元是企业税负并不准确。“实际上，100元销项可以转嫁到客户。此外，我国并没有要求购买方一定要负责进项税，那20元进项税也可以转嫁。80元应纳税额从现金流来看，企业并没有完全负担。”她说。

其二，应抵尽抵，能有效对冲税负。“增值税是中性的，在其链条上对产业、行业、企业都是有利好导向作用，改革需要完善的就是增加抵扣链条。”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张连起说，一方面要增加可抵扣的范围，另一方面尝试留抵税额当期退税。

收费不降影响减税效果

“公路超载这么多年都根治不了，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笑言，正是沿途收费多、物流成本高，部分车辆只得铤而走险通过超载来争取利润空间。

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不规范收费给企业运行带来的负担。“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我曾作过一个统计，就房地产行业而言，相关收费就达97种。不少企业分不清楚，会把这些费统统当成税。”张连起说，这些随意性高、不规范性收费，带给企业的负担，远高于统一征收、较为规范的税。比如，一些地区行政审批前置的各类技术审查、评估、评价等存在中介服务项目多、收费额高，企业甚至抱怨“如果不找中介根本就通不过评估”。

在张连起看来，降费最应该关注的还有行政性事业收费和各类政府性基金。比如，排污费、水土流失防治费、林地补偿费、社会抚养费、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比如，国家规定凡安排残疾人就业达不到规定比例的用人单位，按其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这个比例是在职职工人数的1.5%。“格力员工近8万人，要安排上千位残疾人就业才能免缴保障金。可在当地根本没有那么多残疾人，外地的残疾人又不大可能舍近求远来格力就业。”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表示，由于安排的残疾人数不达标，企业每年都要缴纳数千万元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

“对企业而言，税费感受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税减下来，但是费没降下来，企业仍会觉得负担过重。”张连起说，要消除企业税费“痛感”，清费尤为迫切。

“应该加快推进清费立税进程。”李万甫说，加大费改税力度，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在大力推进税制改革的进程中，适时将某些收费项目并入到税改方案中，统筹实施；在构建财税体制框架结构中，通过费改税，健全地方税体系，确保地方财源稳固。

值得注意的是，收费项目并非越少越好，政府提供的普遍性服务要通过税收来筹集资金，但对特定企业、个人提供的非普遍性服务，让一般纳税人来提供资金是不公平的，应向特定收益人收费。举例来说，企业或个人办理护照，需发生护照印制、加装防伪标识、技术研发等费用，应由企业和个人来弥补成本。再比如，个人丢失身份证需要补办，就应自行负担相关费用。

多措并举降低综合成本

“当前，‘逢税必批’成了一个社会现象。事实上，这涉及中国自古以来对赋税的深层次认识问题。”岳树民说。

被广泛指责的税负，其实并非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的主因。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认为，体制与机制不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发电企业产能过剩闲置，企业用电成本又很高，双方都有降低电价的需求。但当前电力体制却使这个问题长期难以解决。再比如，有些企业抱怨借贷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他说。

此外，在不同时期，企业感受到的税负压力有所不同。“处在经济上升阶段时，企业的产能利用率高、利润丰厚，承受税负的能力就强。在经济下行时期，企业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提高、附加值降低、利润变薄等诸多困难，承受税负的能力自然随之下降。”刘尚希表示，对一些企业来说，经济下行造成融资、人工、能源等成本不断上升，政府减税幅度不能覆盖其盈利缺口，税负容易成为“靶子”。

“要进一步加大减税降负力度，同时，也要综合考虑民生刚性支出和财政可承受能力。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养老、医疗、社保等，都要有稳定的财力支撑。减税，不能误伤民生。此外，企业自身也要多方施策，降低综合运行成本，不能只寄望于减税降费。”张连起说，引导企业家正向预期也很重要，对内，要稳住民间投资，对外，要控制大型资本外流。

在刘尚希看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定调，未来还会进一步降低税费，这就相当于是给市场吃下了一颗定心丸。“至于具体怎么减、哪个税种减，还要等待具体政策出台，这需要综合比较、反复权衡。从长远来看，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配套的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