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D驱动我国能源决策

　　在全球能源大变局下，中国能源决策怎么才能做到不自说自话?能源决策如何保持定力?

　　关于全球能源大变局。此前，我提出了“6D驱动理论”：

　　第一个D是Diversification，多样化或多元化，即能源供应的多元化和能源市场参与者的多元化。以电力领域为例，越来越多的技术可以将能源资源转换为电力。以前我们用的资源是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现在电力越来越多地来自太阳能、风能、生物质、地热、潮汐等可再生能源。并且每项技术可以像树根一样再繁衍下去，比如太阳能有光伏和光热之分，而光伏又有多晶硅、单晶硅、薄膜、聚焦等不同的技术分支。

　　第二个D是Decarbonization，低碳化或去碳化。二氧化碳是主要温室气体，而能源领域又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源，没有能源发展的低碳化，就没有全球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

　　第三个D是Digitalization，数字化，或者说信息化、智能化。主要是信息与通讯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通过对能源生产和消费各个环节、节点和各个时段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实现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智能化，从而减少浪费，提高整体系统效率。需要说明的是，能源互联网并不是让能源像信息一样，可以在互联网上快速免费获取，而是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信息与互联网技术对能源系统的渗透，二是各种能源产业链之间的互联互通。能源系统的数字化正在加速能源领域的创新，但能源与信息不同。能源发展受热力学定律的约束，而信息不遵守。我把一个苹果吃了，你就不再拥有这个苹果。而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你，你有了，我自己还有。因此，信息技术创新与发展有著名的摩尔定律，但能源创新不会遵循摩尔定律。在数字化驱动下，能源领域的创新会加速，但能源创新不会像信息创新一样快。

　　第四个D是Decentralization，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传统能源发展强调的是规模经济，规模越大，单位成本越低。在这种发展模式下，发电厂规模越建越大，输电电压也越来越高。通过建设集中式的能源生产基地，大容量运输通道，再向不同类型的用户提供所需能源。随着新能源技术和能源系统数字化的发展，包括微电网在内的新能源分布式就地利用、就地分享的模式发展迅猛。以德国为例，15年前，德国的发电厂数量只有上百家，现在每家屋顶太阳能发电商都可以参加发电，独立发电商的数量达到150多万家，去集中化分布式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

　　第五个D是Democratization，民主化，也就是给能源消费者选择权。按照传统模式，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属于垄断行业，在这个模式下，作为能源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大企业集团的能源供应，价格也由企业来定，力量对比悬殊。现在，你不仅可以自己在家里发电(太阳能或燃料电池)，还可以选择电力或燃气供应商，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权。民主化的另一个方面是老百姓参与能源投资的决策过程，比如你是否同意在村子旁边建一座核电站或者在家里的后院安装一台风力发电机?

　　第六个D是Depollution，去污染，或者说清洁化。能源消费，特别是煤炭和石油产品，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雾霾的主要来源，没有能源的清洁化，包括煤炭的替代和清洁化利用，雾霾很难根治。对深受本地污染折磨的国家来说，需要发展的不只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低碳经济，而是同时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本地污染的“低排放经济”：减少所有空气、水和固体污染物的排放。

　　以上6D趋势就像6个轮子，驱动着全球能源转型，也重塑着世界能源格局。我们今天讨论的能源革命， 在全球范围内，也就是在这六个方面的革命。而能源革命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和环境安全，使得能源发展更加可持续、更加高效。

　　以上6D革命给能源发展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毫无疑问，能源发展的数字化、去集中化、民主化蕴藏着许多机会，然而，数字化和信息化也带来了对能源系统安全运营的巨大挑战，低碳化、去污染化和民主化也给能源发展形成了非常大的约束。对于能源企业来说，我们不仅要提供清洁高质量的能源产品，还需要在能源生产供应上确保安全，在整个价值链上实现零污染物排放，还需要在运作过程中增加透明度，经得起各种社会力量，特别是环保领域非政府组织的质疑和挑战。

　　在这样的格局下，一个国家能源发展在原有保障供应安全、保护环境、保证经济效益的三重目标基础上又增加了一重，即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无论在今天或者将来，每一种能源都有其不足之处。大规模、廉价、低碳环保而没有任何人反对其生产与使用的能源资源几乎不存在。因此，能源的选择也就成了全社会的抉择。能源决策者与企业需要加强与社会的沟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逻辑做出决策后再与社会沟通。

　　那么中国能源决策如何避免不自说自话，在眼花缭乱的世界里保持定力呢?

　　这让我想起前些时间给加拿大瓦茨拉夫·斯米尔教授《能源神话与现实》一书中文版写的推荐序，题目叫：无论神话还是迷思，重要的是不要迷失。

　　中国能源正在转型，新的概念也层出不穷。能源互联网、石墨烯电池、区块链令人目不暇接;风电和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的大幅度增长、特斯拉Model S的成功推出、Model 3 漫长的订单、各种各样的超级电池的新闻报道，给人的感觉是我们马上就要告别化石能源，明天将迈入一个全新的新能源时代了。

　　此时此刻，聆听斯米尔教授的忠告不无裨益。他说：“历史经验表明，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并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能源系统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我们的决策可以加速能源系统的转变，但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能源发展的自然属性。”

　　尽管数字化是驱动能源转型的一个巨大推动力，“互联网+智慧能源”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我们也应记住斯米尔教授的告诫，“能源创新并不遵守摩尔定律”。斯米尔教授认为，人们对能源神话的盲目追求和崇拜源于以下三个认知方面的匮乏，即对基础科学的粗浅理解、对潜能和性能的盲目乐观和对能源转型所需时间的忽略。也就是说，在这缤纷世界里，要不被新的概念所迷惑，能源从业者要弥补这三方面的匮乏，即夯实对能源行业基础科学的理解;理性看待任何一种新技术的潜能和性能;充分认识到能源转型的难度，一个跟斗翻不到全新的新能源世界。对能源转型要保持足够的定力和推进力，避免急躁的心情。

　　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国能源政策，我认为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同时发力：

　　一是把治理雾霾、保障生态环境安全作为能源安全的前提和终极目标。“四个革命”和“一个合作”的最终目的还是环境安全和能源安全。

　　二是高度重视能源安全。在能源市场供应宽松、价格低迷的今天，不能对能源安全掉以轻心。全球对石油的需求还在稳步增长，而供应能力则在下降，现有在产油田快速衰减，投资预算缩减。大家看网上文章，可能会觉得电力马上要替代石油了。而2013年，全球有53%的石油需求来自交通领域，包括小汽车、公交车、卡车、轮船和飞机。现在电动汽车代替石油的基本上都在小汽车领域，小汽车在全球石油消费中的比例只有24%，其他交通工具29%。小汽车里面，电动汽车无论在总存量或每年增量中的比例都非常低，远远谈不上规模化替代。

　　威胁能源安全的因素也越来越多，非传统因素尤其值得关注，如网络安全、恐怖袭击和社会群体事件。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还将继续存在。特别要高度重视电力供应安全。20世纪是以石油为中心的能源安全，21世纪则是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安全。需要从供应端和需求侧共同发力，着重在需求侧加强力度，利用市场的力量来保障能源安全。

　　三是让天然气成为主力能源，而不只是过渡能源。北京燃气集团董事长李雅兰在今年G20能源部长会议上提出，要让天然气成为中国的主力能源。我很赞成。我认为中国的环境治理呼唤着天然气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我们也有资源与市场条件来使天然气成为主力能源。最近我也看到国家能源局就“加快推进天然气利用”问题在征求意见，我觉得所提的各种措施都很好，但关键是在价格上。

　　四是完善能源产业发展政策，避免粗放式做法，加强精细化系统性手段。我们需要产业政策，包括天然气政策，但更需要完善产业政策，变财政补贴为税收减免或返还。补贴补不出一个健康的产业，稍有不慎反而影响产业发展。我建议就能源补贴这个问题开展研究，例如补贴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有哪些经验和教训、今后如何改进国家的支持方式。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中国能源发展也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如果把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能源的飞速发展作为中国能源1.0时代，未来几十年可以称作中国能源2.0时代，而分界线可能在中国煤炭消费达到峰值的2013年。相比于快速发展的1.0时代，中国能源2.0将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能源需求增速大幅度放缓，与之相对应，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增幅也大幅度减缓;

　　第二， 以多元化、低碳化、数字化、去中心化、民主化和清洁化为内涵的能源革命趋势会加速改变中国能源领域版图;

　　第三，能源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将会导致更多的非能源企业进入能源领域，在某些领域还可能带来革命性影响;

　　第四，数字化将会加速能源领域的去中心化和民主化进程;

　　第五，中国与全球的能源互动会加深加强，中国的能源政策也会更多地关注与全球能源市场的互动。

　　在2.0时代，能源工作的重点从增加能源供应总量来保障能源安全，转向在保障能源不间断持续供应的前提下，优化能源资产，提高能源供应质量和能源系统效率，减少能源领域的污染物排放，提高系统的抗风险能力。

　　能源规划工作将不再是设定发展目标，画一条增长曲线，然后做出满足这些目标的规划布局，更多需要做的是软性政策，包括具体可落实的优化、提效与减排措施，把规划中提及的粗线条、原则性政策取向做细做实，稳步推进能源转型。(陈新华 作者系北京国际能源专家俱乐部总裁，本文根据其12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能源：国际视野下的跨界对话”会议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