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了壳的光伏扶贫：农民要先花2万多买设备

　　2020年，我国5630多万贫困户要脱离绝对贫困。这是国家的庄严承诺。为了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的战略构想。

　　2014年，国务院扶贫办在全国确定了“十大精准扶贫工程”。 “光伏扶贫”便是其中之一，只需要在贫困人口的屋顶上，或者院子里安装太阳能板，发出的电卖给电网，一年下来，贫困户可以得到3000多元的收益。还不需要付出重体力劳动，凭借着这些优势，光伏扶贫一经推出，便被广泛推广。如今，效果如何呢？

　　乌沙塘村：被搁浅的屋顶扶贫项目

　　宁夏的6个区县、4个移民点，共18个村，2015年被定为光伏扶贫试点地区，红寺堡区的乌沙塘村就是其中试点之一。按照原先的计划，这个村子的项目早该建好发电了。

　　但是当记者站在村子的制高点，往下看去的时候，却怎么也找不到太阳能电板的影子。

　　“村上应该装100户的，现在只装了10户。” 村民们这样告诉记者。

　　即便是安装好设备的这10户人家，也没有投入使用。项目为何停滞不前？项目施工企业告诉记者。

　　“当时我们选的那个村，它不在2015年农网改造范围之内，最多只能并20户，已经干了10户了，很多条件，不是一个因素制约的我们没法干。”

　　不是一个原因，那其他原因到底是什么？继续追问，企业不愿多说。

　　“10户啥原因呢？一方面如果企业来做这个光伏（项目），国家按照一定份额给企业配备地面电站的指标。当时没有及时到位，可能影响了企业投资的积极性。”红寺堡区扶贫办负责人告诉记者

　　“去年政策不明朗，企业建的积极性不高。”

　　所谓的政策，是宁夏对参与扶贫企业的奖励：商业电站。

　　企业有了它，发的电可以卖给国家，还享受新能源补贴，扶贫上花的钱，电站卖电就能都赚回来。这当然有吸引力！

　　为此，不少企业得到这个消息，就立即开工，记者查到开工的时间是2015年上半年。但是宁夏的奖励发放时间却晚了很多，是今年的2份。

　　而就在这一年，商业电站的市场行情急转直下，昔日的香饽饽一下子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还在哪儿放着，我们还要等着政策的变化，等着政策，后来政策也不明朗，就这样等下去了嘛。”

　　轰轰烈烈开始的光伏扶贫，一年之后，在乌沙塘镇草草收场，当地不得不另辟蹊径，重新开始。

　　欣荣村：计划收入3000元 实际收入300元

　　欣荣村也是宁夏试点光伏扶贫项目的贫困村之一。村子里都是搬迁来的移民，房子是政府新盖的，屋顶很整齐，符合安装光伏设备的条件。这里每家每户的屋顶上，都装上了太阳能发电设备。

　　“一年给300元，签了二十五年的合同。”一位贫困户这样告诉记者。

　　而国家的规定是，每年每户增收3000元以上。现实和国家的要求差了整整十倍，为什么会这样呢？

　　贺兰县扶贫办移民办书记陈国忠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陈国忠：屋顶的收入应该在3000元（每年）企业现在是把这个屋顶先租来，一户现在给了300块。”

　　光伏扶贫，国家有着明确的规定，是作为资产收益，给村民们一个持续的收入来源，而不是企业租农民的屋顶。

　　记者：那现在为什么还是企业在租房顶呢？

　　陈国忠：因为它（宁夏）这个回购办法还没有出台。那么现在主要的运作就是鼓励，我们现在鼓励移民自己回购，就是我们出台这个小额贷款，你可以贷款以后去回购。它的投入一户也就是个2万多元，实际上五六年的时间，基本上贷款都能还清。

　　记者：农户愿意吗

　　陈国忠：愿意的不是太多。

　　让贫困户自己出钱购买设备帮助自己脱贫。和国家的政策大相径庭。国家几次明确重申，地方政府一个重要职责，就是要统筹落实建设资金的。这里为什么要求贫困户们自己出钱给自己脱贫呢？记者找到了宁夏扶贫办副主任张吉忠。

　　记者：中间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张吉忠：有些点可能当初选的时候我们区县或者企业在选的过程中，可能这个基础工作做得不扎实。包括后期的资金整合不到位，有个别的项目因为可能它刚开始考察的时候不够全面或者是不够深入，这些因素导致很困难。

　　张吉忠：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扶贫部门在呼吁和关注的一件事情。

　　记者：仅仅是呼吁吗？

　　张吉忠：我们以后的光伏扶贫工作、光伏工作主要还是由能源部门来主导。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关的主管部门对我们扶贫项目能够开绿灯，能够给予更多的关心和关注。

　　出现问题，扶贫办能做的就是不断呼吁，而当地的能源部门，面对问题，有没有想出比呼吁更有效的办法呢？记者找到了贺兰县发改局局长杨慧。

　　记者：农户觉得自己没有2万5，他们拿不出这个钱，村里也拿不出这个钱。

　　杨慧：政府也拿不出钱。

　　记者：政府有扶贫款啊？

　　杨慧：关键是一个县才多少？一个县本级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我们现在还是全区最好的县，一年才十五、六个亿，这十五、六个亿又发工资、又保障民生，哪有钱回购这些东西？还要基础设施发展经济，所以非常紧张的。

　　扶贫资金，国家明确要求，地方政府统筹落实，但当地不仅没钱可拿，甚至当地主管部门认为，即便有资金，也不合适拿来投资这样的项目。

　　杨慧：政府不便于做这个事情，每一个光伏项目投资都很大的，它而且回收的周期特别长，二十多年，政府投资这些东西，谁来管理？谁来维护？谁来经营？都是问题。

　　记者：您认为这个不该政府掏钱，应该企业把它做起来？

　　杨慧：嗯，而且通过农户签约收益的方式也好，出租房顶也好，通过各种方式老百姓也愿意，反正屋顶闲着也是闲着。

　　政府推给企业，面对无利可图的扶贫项目，企业也不愿意继续参与。“我们也体谅政府的困难，如果单纯让咱们目前的这些光伏企业，大规模来投资这个扶贫电站，其实这个商业模式是没法做很多的。”

　　一个事先设计很好的光伏扶贫路线图，最终却走了样，原本政府，企业，贫困村民三方受益的项目，建好了却没一方满意。铺满贫困村民家中屋顶的太阳能设备，还在静静的晒着太阳，计划中的效益更是无从谈起。

　　央视评论：做扶贫工作，最怕的就是贫困户“等靠要”，一旦思想上出现了“惰性”就很难帮扶。那么在进行扶贫工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反思一下，基层工作是不是也存在着“等靠要”。是完全照搬别人的模式还是因地制宜因地施策；出现了问题是继续等政策还是想办法解决问题？一旦扶贫工作出现了惰性，失去了执行力，那么精准扶贫的目标蓝图也许只能停留在纸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