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能源新政的真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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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12-06 17: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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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能源新政的真实面:选举确定，一地鸡毛般的对选民承诺又成为新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新政的明确、调整、落实与兑现，特别是那些所谓“能源独立”的新政会不断地外

:选举确定，一地鸡毛般的对选民承诺又成为新的不确定性因素，随着新政的明确、调整、落实与兑现，特别是那些所谓“能源独立”的新政会不断地外溢，如同蝴蝶效应那样，输入端微小的差别会迅速放大到输出端，并给全球带来巨大的冲击。

北京时间11月16日午间，美国总统大选最终结果出炉。此前不被看好且民调支持率一直较低的特朗普意外获胜，这一结果立即引发了全球金融资本和大宗商品等市场的剧烈波动。随避险情绪的增加，股市“闪崩”，汇市的美元暴挫，含避险功能的黄金等贵金属疯涨，而大宗商品市场中的原油却一反常态地与美元汇率同向而行，电子盘交易时段最大跌幅竟高达4%。原油价格为何特例独行？其背后还隐藏了些什么秘密？

颠覆前任的能源新政

在特朗普官网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竞选时追求的政策框架，它明确了三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即“让美国重返安全时代”，“让美国人有工可作”，“让政府重新为人民服务”。其中，让美国重返安全时代主要是从反恐、移民政策改革和提升能源独立性上入手（似乎多少有些要将美国重新带回走孤立主义道路的意味）；在让美国人有工作的政策导向中，从降低和简化税收政策、增加运输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废除为防止金融体系再危机而设置的“多德-弗兰克法案”、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给美国孩子更多的教育机会等5项；在让美国政府重新为人民服务中，要废除奥巴马医保法案、增加退伍老兵的各种待遇和保障美国人的宪法权益。

归纳起来，其核心就是“孤立+基建+减税+加息+权力还民”。试图用宽松的财政政策和废除严格监管的金融资本市场来刺激和提升经济增速，用相对孤立的贸易政策以及权力还民的策略来增加就业与捕获民心。这种看似是十分完美的全能型政策，在细细品味后发现，它确实存在有相互掣肘的牵制力。

特别是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特郎普强调了能源在美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作用，特别是就业与涉及到银行等金融系统的安全。所以，他与其前七位总统一样，也萧规曹随地提出要开展一场能源革命，充分使用好可再生能源和传统能源，但不完全相同的是，要“重构美国能源政策，提升能源独立性”，使美国转变为能源净出口国。为掀起和打好这场革命，特郎普在竞选期间就言之凿凿地宣称，全球气候变暖是一场骗局。进一步为矿物能源的继续存在和重新扩大规模使用确定了政策基调和舆论基础。

不仅如此，特郎普又以其商人的视角评估了清洁能源等市场，并认定除支持爱荷华洲的玉米乙醇计划外，反对高成本的风力发电，但对开发致密油气（国内俗称的页岩油气）资源却情有独钟，支持用水利压裂的工艺技术进行施工；还提出结束“煤炭战争”的规划，要自上而下的重新检视奥巴马当局颁布的反煤炭规定，用以重振煤炭产业；支持KeystoneXL石油管道项目，以谋求进口来源的多样化，但同时又一反常态地追求能源独立；在正视石油输出国组织作用的同时，又提出与其分道扬镳；在未完全修改美国本土油气资源出口禁令的情况下，又支持美国石油出口；在禁止或限制开采归属联邦政府油气田资源的同时，又强调开采石油的重要性，积极主张扩大天然气与原油钻井规模，甚至支持开放本国和海外联邦土地和矿石燃料生产水域的租约；在价格管理上，一方面反对垄断和遵守市场竞争定价原则，另一方面又主张进行干预，并公开宣称，一旦当选，首要任务就是拉低油价。进而，迅速改变了当下原油价格与美元汇率长期负相关的走势关系。

虽然，最近五十年美国在能源安全问题上没有发生过重大纰漏或危机，但特郎普一系列大开大合式的新政确实存在有众多不确定性，若再将货币、财政等新政对能源产业的影响一并考虑进去，其政策叠加的牵制力还会更多，不确定性也会更大。但无论是否扩展这些影响因子，特郎普当下的政策导向将要带领美国向“能源三角不可能”的迷宫更深处走去。

难以摆脱的“能源三角不可能”

从特郎普能源新政中不难看出，他同时是在追求能源独立、控制价格上涨和单方向进出口管制等三个政策目标。因此，这种政策选择的结果是直接将美国逼入“能源三角不可能”的困境中，即能源独立、市场定价和自由贸易的选择困境，如下图示。

受全球化、产业分工细化，外部贸易条件复杂化以及无疆界金融资本的冲击，导致了包括原油价格在内的国际能源价格频繁且巨幅地摆动，致使无论是能源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还是发达工业化能源消费国，抑或是发展中的能源消费国，都已很难单独抵挡的住这些外部因素对一国能源使用安全的冲击，再加上货币的“三角不可能”对一国经济的冲击，其叠加效应几乎让全球没有那个国家可以躲过此劫，并实现三个能源的政策目标。

通常“能源三角不可能”的政策选择只能是三选两。因此，第一种选择策略是：追求能源独立和市场定价，同时必须进行进出口管制，牺牲自由的国际能源贸易。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就一直采用了这种模式，但二战后，美国开始最大限度保护和限制国内资源开发，致使其从70年代后陆续丧失了能源独立；第二种策略是，追求能源独立和能源的自由贸易，在国内会进行价格管制，但在国际市场将丧失定价权。这多发生在能源出口依赖型的资源国中，特别是那些工业基础布局不健全或不合理的资源国；第三种策略是追求贸易自由和市场定价，同时会丧失能源政策的独立性，即使有能源战略，其战略的战略意义往往也会大打折扣，他们由于自身能源资源禀赋的匮乏，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冲击，对外部能源市场的依赖性极强。特别是大多数能源净进口的OECD国家。

然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国内原油产量是世界第一，成品油出口贸易量全球第一，约占全球贸易总量近90%，拥有绝对的能源独立、定价权和贸易的自由度。但因外部条件的变化，中东地区发现了比美国油气更加廉价和富集的油气，以美国为首的石油公司大量涌入，并借租借制迅速在中东产油国构建了国中之国。他们通过威逼、胁迫，甚至是贿赂等手段，垄断了出口市场与定价权，不仅大量攫取了资源国的财富，也堂而皇之地让煤炭消费比重退居榜眼。同时，大量更廉价的原油回流到美国，又造成其国内原油产能严重过剩，中上游企业不得不进行恶性的竞争，倒闭、失业，甚至曾经度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用武装暴力强占国内资源与市场的黑暗时期，并迅速将美国的能源独立化为泡影。

对于中东地区等纯能源资源国来说，当贸易条件发生恶化后，同样也会丧失能源独立的政策红利，甚至会发生政权更迭。历史上的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等资源国都曾不断上演过被美国逐一颠覆的悲剧。因此，资源禀赋条件也不是能源独立的必要条件。

同理，能源贸易自由也会受到全球化贸易条件、环境容量等条件的制约与影响，也非一般国家就能自主决定，尽管以WTO、世界银行等为代表的全球化机制削弱了各国贸易间的壁垒，但配额、贸易附加条件依就影响着各国能源贸易的自由流动。

对于能源价格，尽管多数消费国或资源国早已不进行全面管制了，但随原油等能源产品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大量创新与使用，又将定价权转移到了金融资本手中。除非去石油金融市场进行避险与资产配制，否则，只能被动接受由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无疆界金融资本对能源价格的绑架，它们包括了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煤炭，甚至是电力、生物乙醇等能源产品。

就因如此，石油等能源才被各主权国家看作是战略性资源，并上升至国家层面进行管理。其实，美国也不例外，即使它是国际以往规则的制定者、即使它是资源大国、即使近50年来历届总统都在追求能源独立，但几乎没有一任总统能打破“能源不可能三角”，从竞选时特郎普与克林顿•希拉里互黑的过程看，其理国智慧没比其前几任总统多出点什么，因此，其能源独立新政完全实现的概率不大，但其政策调整的副产品将会输向全球，风险不可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