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成型燃料缘何徘徊难行?

　　 11月18日下午，在浙江港龙新材料公司600万大卡/时的迪森生物质燃料导热油锅炉的炉膛里，一种由林业剩余废料加工而成的“木颗粒”正源源不断地将热量传输到工厂生产线上。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木颗粒”直径8毫米、长约5厘米，属于生物质成型燃料。“该项目年使用生物质成型燃料约10000吨，产生热量300亿大卡，可实现年替代天然气约365万方，相当于替代标准煤约5714.28吨。”据北京有关权威测试单位人士介绍，该项目锅炉排放的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浓度均达到国家最新标准中重点地区天然气锅炉的排放限值，而汞的浓度远低于燃煤锅炉的排放限值。类似这样的项目在浙江千岛湖、河北唐山、武汉光谷、吉林长春等多地都能看到。

　　“生物质能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然环节。”在11月19日杭州举行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经验交流研讨会”上，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倪维斗对我国生物质能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可事实上，初兴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却在发展过程中进入僵局。

　　宏观政策不明朗

　　广东的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发展近年来走在全国前列。2009年，国家环保部办公厅回复广东省环保厅《关于生物质成型燃料有关问题的复函》中指出，在一定的使用条件下，生物质成型燃料不属于高污染燃料；在城市中可作为燃气的一种替代燃料，并应以燃气的排放标准要求。这为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市场化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政策支持。

　　“我们发展最好的两个阶段，其一是2009年广州亚运会前后，那时广州所有的燃煤锅炉都被要求关闭。另一阶段是2013年国务院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时候，我们顺势抓住了机遇。其实，生物质成型燃料行业没有明确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发展非常困难。”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负责人秦飞在会上表示。

　　国家能源局和环保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示范项目建设的通知》指出，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是绿色低碳环保经济的分布式可再生能源供热方式，是替代煤炭重油等化石能源供热，防治大气污染的重要措施。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中并未明确指出生物质成型燃料是清洁能源。所以，目前整个行业正面临一个迫切难题：全国缺乏一个明确界定其清洁属性的政策，有些地方的环保监管部门仍然把生物质成型燃料看做高污染燃料。这一状况也成了当前生物质成型燃料推广利用的最大瓶颈。

　　缺乏工业化标准体系

　　“环保准入”障碍摆在跟前，不少企业表示多地政府排斥和限制生物质成型燃料的发展，个别地区甚至将生物质成型燃料划为高污染燃料，不批准项目环评、不同意项目实施。“一听到生物质成型燃料，一些部门就以为我们是来砍树的、搞破坏的，如果决策部门有这样的认识，结果可想而知。”一位企业人士感叹。

　　根据有关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可以规定并公布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并根据大气质量改善要求逐步扩大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城市环保标准可高于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地方政府有权衡量，自行决策。

　　但据了解，地方政府的担忧其实不无道理，生物质成型燃料在燃烧不完全或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不正常的情况下，确实可能造成污染，就曾有锅炉发生过布袋除尘器着火。

　　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供热是一个新兴产业，涉及农业、林业、机械、电子、热能和环保等多个行业。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周凤起对此表示，“目前尚未建立起生物质成型燃料工业化标准体系，其燃料、燃烧设备、工业技术和专用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设备缺乏完整的相关标准，使生物质成型燃料产品和质量缺乏监督，整个行业亟待规范。”

　　发展前景可期

　　在大气污染防治的大背景下，在重点区域限制燃煤锅炉的使用，推进清洁燃料替代，减少和控制煤炭的使用，国家早已达成共识。但与会专家也坦言，现在一些地方对清洁燃料的认识主要停留在天然气上，对成型燃料锅炉项目“一刀切”，不予批准。

　　“去年供热高峰期间，北京市天然气供应就一度出现紧张，供应能力有限且成本较高。不能只靠天然气一条腿走路，这与我国实际能源结构脱节，要多渠道开辟清洁能源来源。”一位与会人士表示。

　　据悉，2016年—2017年采暖季北京天然气需求量预计将达到112.3—117.8亿方，日高峰用气量将达到1.03—1.18亿方。而无论是天然气管道，还是地下储气库，北京目前已经没有调峰的拓展空间。同时，受施工条件限制，北京市内也不可能再建大型LNG储罐。 北京尚且如此，其它缺气地方情况恐也不乐观。

　　据介绍，2015年，我国生物质成型燃料年利用量不足800万吨，参照我国每年生物质燃料资源可利用量约3.5亿吨标准煤，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据周凤起透露，我国“十三五”生物质能发展规划将把生物质成型燃料列为一个发展重点，到2020年，生物质年利用量将达到5600万吨标准煤，其中，生物质成形燃料年利用量将达2000万吨标准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