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监测造假只是环保官员之责吗？

　　 西安市环保局长安分局主要官员出于自身政绩考量，偷配钥匙并记住密码，用棉纱堵塞采样器，过滤污染空气，影响监测结果，由于数据异常，引起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注意。警方立案调查后，目前涉案人员已羁押在看守所。

　　新京报发表观点：在去年4月“全国环境监测现场工作会”上，时任环保部副部长吴晓青曾表示，在一些地方，监测站编造、篡改监测数据的情况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政府和环保部门的公信力，对监测系统也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吴晓青说的“一些地方”，具体是哪些地方，又有哪些官员参与造假，公众不得而知。对这类造假，内部处理、只见批评不见点名，似乎是之前的惯例。西安的监测造假事件打破了此惯例，这无疑是个积极信号。去年1月1日新《环保法》规定，监测机构应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对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要予以惩处，追究法律责任。此后，环保部还专门出台了《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具体到西安的造假事件，尽管多名官员被警方带走调查，但这些官员均属于环保部门。整起造假事件是否只是环保部门官员自导自演，有无更高级别官员涉案？值得深究。

　　这是典型的“掩耳盗铃”。某些造假官员觉得只要数据“好看”，就算“政绩卓著”，不管百姓面对官方失真数据与实际“十面霾伏”时有多受伤。某些干部因为数据造假保住了乌纱帽，却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治霾不力加上造假欺诈，对这种干部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对于西安这起监测数据造假，有关方面在惩处上动真格的，体现了法律的刚性，为公众出了一口闷气，给其他怀有造假念头者敲响警钟。考虑到治污治霾的艰巨性，这注定是一场持久战，是一场需要各方面努力与配合的攻坚战。环保数据造假，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治霾工作的压力传导出现异化，一些管理者完不成治霾任务、剑走偏锋。这究竟是因为治霾指标“定高”了，还是由于减排控污“心太软”？一些地方的环保官员曾表示，环保要看主政领导的眼色，各地配合治污常沦为相互扯皮，环保远未获得一票否决权。有鉴于此，环保数据造假，只是某些环保官员的责任吗？

　　检察院人员被举报“房百套”必须查

　　有网帖举报，江西南昌市高新区检察院“职务犯罪科副科长”徐林保及其家人名下房产多达380多套。媒体记者调查核实后发现，其中至少83套属实。另有自称徐林保外甥的陈先生表示，举报不完全属实，徐家100多套房子是有的，但都是之前贷款炒房买的，购房资金来源为徐林保当年经商与其妻多年经商所得。而高新区检察院的最新回应是，徐林保的职务不是副科长，只是普通工勤人员。

　　京华时报发表铁永功观点：一个司法机关的公职人员，名下有至少上百套房产，超出了很多人的认知范围。人们很自然会追问：这些房产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合法财产？此次徐林保被举报的主要问题，是以“检察长”的名义，向多人借款上亿元，转账到与他有关联的公司账户上。那么问题来了，其名下的这么多房产，是用自己的合法收入或者贷款买的，还是利用手中权力的影响力“借”来的？在个人重要事项报告范围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严的背景下，作为检察院公职人员，上级部门不应对徐林保的个人财产等重要事项一无所知。不知道挂在徐林保名下的这上百套房产，有没有引起组织人事和纪检部门的注意？既然现在有对他指名道姓、有凭有据的举报，纪委和上级部门就应该对其进行调查，把上述疑问搞清楚，给公众一个说法，也给被举报人一个说明情况的机会，而不能只靠他本人或亲属自说自话，为自己辩护。

　　法治时代，不能对一个人无端地进行有罪推定，也不能没有调查就宣布疑罪从无。从目前的情况看，身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徐林保确实有很多套房，而且这些房子远远不是其“职务收入”可以负担得起的。据说徐林保曾经下海，后来又回到体制内。这些房子或买房的钱，是其下海时挣来的，还是其回归体制后搞来的，再或是其凭借“政商通吃”弄来的，极有必要查清。诡辩是一种本能，有太多问题干部面对丑事败露，不是坦白交代，而是试图将黑金“漂白”——声称“乃配偶或家人经商所得”是惯用借口。空口无凭，无论是当事干部，还是纪检监察机关，都要靠证据说话，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处理。一些举报内容已被媒体证实，有关方面理当立即展开调查，揭开事实真相并公之于众。这种事不能悬而不决、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