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需求增加无碍去产能目标达成

近日，工信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副局长黄利斌指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钢铁和煤炭去产能已经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的80%以上。同时在去产能等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市场的秩序和企业的效益状况在改观。

而在此前，发改委针对煤价上涨，局部供应偏紧，启动了一级响应，拟日增加产能规模50万吨。将视煤炭市场变化情况，如果情况仍在延续，将科学加大先进产能投放量，确保煤炭稳定供应。

煤炭价格上涨是否会影响到全年去产能目标的顺利完成？在去产能过程中，如何同步完成相关企业的职工安置？本期三人行栏目特邀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知名财经评论员葛丰对此进行解读。

严格监控让去产能行动得以落实

记者：发改委此前表示，今年前7月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分别完成全年任务的47%、38%。而到9月底上述2个行业已经完成去产能进度的80%，进度大大加快。哪些因素让去产能的速度加快？

林江：首先，还是政府的重视加快了去产能的速度。其次，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稳增长，在结构改革、转型升级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今年初以来，包括外贸出口等经济上的亮点并不多，要发展先进制造业、高附加值产业，都是要以去产能为前提，旧产能去不了，新产能是不可能产生的，这客观上就要求腾出空间让新的产能生长。再次，与经济的大环境也有关系。比如房地产在很多城市还是比较火爆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去产能的压力。在房地产业的带动下，与之相关的钢筋、水泥行业去产能速度就会比较快。但这个要客观地看，房地产业表现好的城市或地区去产能的效果会表现好一点。80%的指标讲的是全国的去产能情况，但其实各个地方是不平衡的。最后，去产能速度加快与国资、国企改革陆续落到实处也有关系，比如说武钢和宝钢合并后，就可以调整它的规模，这对去产能会有一定的推动。国企改革通过兼并收购、重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宋清辉：截至今年8月底，28个产钢地区和中央企业共退出粗钢产能3468万吨，约占全年任务量的77%，这意味着8月份钢铁去产能占全年任务的30%；全国煤炭行业退出产能约1.53亿吨，完成全年目标的61%，这意味着8月份煤炭去产能占全年任务的23%。

煤炭和钢铁去产能进度从8月份开始快速提升，一方面，相关企业逐步的退出，本身就需要时间，在今年年初国务院作出相关要求之后，方案下发到各地本身又需要一段时间，各地制订符合自身方案还需要一段时间，因此导致了上半年的缓慢进程。随着各地具体方法开始推行，去产能效果逐步显现。

另一方面就是前期的去产能要求并未严格被执行，276个工作日减量生产制度没有落实，有些钢铁项目会在检查组检查时按量生产、检查组离开后继续我行我素，因此导致去产能目标未能快速实施；随着年底临近，相关部门开始了更为严格的监控，去产能行动才终于得以落实。

葛丰：因为产能过剩的问题本来就是在地方追逐增长的驱动下产生的问题，现在在去产能政策的推动下，国有企业对去产能政策的响应比较到位，效率比较高。另外，去年开始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比较厉害，市场的不景气也会促使企业主动去产能。

产品价格的提升属于季节性因素

记者：煤价近期涨幅较快，发改委此前为控制煤价过快上涨已经启动了一级响应，每日煤炭产量增加了50万吨。在全国煤炭、钢铁行业去产能的大背景下，为何会出现煤炭价格高涨、供应紧张的现象？

宋清辉：市场的需求是在不断变化的，钢铁产品和煤炭产品在今年8、9月份的需求大幅提升。煤炭产能严重过剩是该行业长期过度生产导致的结果，因此我国才会逐步开始对过剩的产能进行限制。

至于供应开始出现紧张以及价格上涨的原因，煤炭方面主要受北方供暖季将要来临等因素影响，煤炭需求量有所上升，煤炭的价格也随之上涨；钢铁方面，我国交通投资运输项目增加、国内PPP项目投资增长，对钢材产品也从今年下半年开始需求增多，价格也有所增长。

简要而言，上述产品价格的提升实际上属于周期性因素或季节性因素，都是正常的现象。就如同生产型企业在某一时间得到较多订单，需要在该时间段内加班加点或短时期产能全开以完成目标，并不会影响到整体调控。

林江：我国的电能主要还是靠燃烧煤炭的火力发电。部分地方，比如山西可挖的煤炭已经不多了，而且煤炭的品位并不高，通过清理关停，对一些小煤窑采取整顿，去掉落后产能。与之相对的，一些地方靠上大项目来稳增长，需要能源来支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区就会出现局部煤炭供应紧张的情况，是区域不平衡导致的结果。

葛丰：通过去产能之后，可能供给相对减少了，然后市场价格就会上升，价格一涨，需求增大，短时间内个别地方出现供应紧张的局面。对于去产能，不能跟着市场短期的波动走，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配置要由市场来决定，职能部门应当将供求关系更多地交给市场自己去决定。

记者：煤炭供应紧张会影响去产能目标的完成吗？全年去产能目标能否顺利达成？存在哪些困难？

林江：如果不去产能的话，供给侧改革的目标就实现不了。现实当中，地方从GDP的增长考虑，肯定不愿意主动去产能，但是如果不用行政手段去产能的话，过剩的问题就解决不了，造成浪费，浪费意味着效益低下，所以还是要雷厉风行地推动去产能。

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产能是总体过剩还是行业、局部地区过剩？过剩到什么程度，是很严重还是程度比较低？如果情况不同是不是开同一个药方？所以要因地制宜，实施不同的方案，一刀切的办法未必是一个最理想的状况。

宋清辉：由于我国钢铁和煤炭的整体情况是一直供大于求，因此当前的供应紧张并不会影响到去产能目标的完成，也就是说只要按照规定去做、严格执行，全年的去产能目标是能够顺利完成的。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很多地方都存在执行力度不够的问题。一方面，钢铁和煤炭价格的上涨令很多地方都心中有所不甘，希望借着涨价的机会再生产一把而非急流勇退；另一方面，去产能的过程中将影响到各地形形色色的各种产业链，导致当地经济会在短时间内难以重振，因此去产能过程将比较慢。实际上这完全能够理解，在当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环境下，虽然去产能对未来的宏观经济有利，但由于产业环环相扣，操之过急、压力过大的调控模式，还是会对整体经济造成冲击，这也是我们将面临的一大困难。

行政干预能快速矫正市场的不稳定

记者：当去产能战报频频奏响之时，相关企业的职工安置进度却有些落后了，与去产能的速度形成了“剪刀差”。如何正确统筹去产能和职工安置的关系？虽然中央设立了1000亿元奖补资金用于职工安置，但这些资金要求地方配套，经济不好的地方资金配套也有很大困难，难以拿出足够的配套资金来用于职工安置。如何化解这些问题，完成职工安置？

宋清辉：今年年初，兖矿集团发布的文件指出“将继续优化定员，减少存量，限制增量，控制员工总量；精干一线，优化二线，压减三线，调整员工结构；强化培训、比武练兵、考核鉴定，增强员工结构”。这是绝大多数煤炭企业和钢铁企业采用的方式，当然说得好听叫做优化人员结构配置，不好听的话就是裁员或是清退。

对于清退人员最为重要的是安置，那么针对于不同工种、年龄结构的人群而言又有不同安置方法。例如对于近五年就可以退休的人员而言，可以直接买断工龄实行内退，以体现企业人文关怀，主要作用一是在于稳定、安抚情绪，二是解决这些员工退休前的后顾之忧。可以说，这部分人群是需要通过资金来实现安置的。还有一部分不能通过资金来安置，但是可以通过资金进行投资建厂以增加新的劳动岗位，例如对于中青年而言，需要安排新的就业岗位，一来可以让这些人员继续获得持续性收入，二来避免劳动力浪费，三来可以防止失业率的增高。

葛丰：职工安置确实是在去产能过程当中比较棘手的问题。地方一方面要去产能，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就业的因素，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很难。总体来看，政府在就业安置方面还是要加大财政投入，由政府来托底。地方配套资金有困难的，中央要加大资金的投入，通过财政的补贴，让职工再培训，再就业。

林江：中央专门成立基金来解决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安置的问题，让职工再就业，但是1000亿肯定是不够的。问题需要一步一步来解决，让财政拿出更多的钱来也是不现实的，但是职工安置的问题还是要解决，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不如人意的地方，只能是在改革当中一步一步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如何看待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行政干预之间的关系？

林江：因为区域不平衡，冷热不均，一个全国性的政策，具体到地方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有的地方可能会矫枉过正，有的地方又做得不到位。所以去产能还是要保留一定的灵活性，更多地交给市场去判断。一些地方在执行的过程中，因为要稳增长，去产能的目标就会延后，地方执行的时候就会打折扣，不会想办法落实。

本来中国经济就存在区域的不平衡，产业结构的失衡，各地不一样，所以要想办法把地方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要引导地方尊重市场规律。但是，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通过改革、体制机制创新来解决，而不是靠一个简单的政策就能解决。

宋清辉：在市场失衡的过程中，如果政府不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干预，市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才能令价格均衡。简单而言，就比如在“蒜你狠”的时代，供不应求的场景令大蒜处于疯涨的行情当中，不少人看到这种景观之后选择种植大蒜，结果就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大蒜价格一路下滑，不少人因此巨亏。

如果不通过行政进行干预，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煤炭、钢铁将进入更为恶劣的竞争环境当中，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价格战将愈演愈烈，行业必然出现倒闭潮。当倒闭潮出现之后，煤炭和钢铁的产量将大幅减少，随后又会出现供不应求、价格疯涨的局面。如此反复循环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让市场真正均衡，而在这种寻找均衡的过程中，将对制造者和消费者都产生极大的损害。

通过政府的行政干预，能够快速矫正市场的不稳定，使价格回归到较为合理的区间，这对宏观经济发展而言，实际上是有利的。世界各地政府都会对自身产能过剩的行业进行各种限制、干预。

葛丰：主要是地方政府的职能要转化，地方不要去过多地像企业一样来做决策，应该更好地发挥自己在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作用，更多地做好职工安置的托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