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霾治理走到科研与政策岔路口

10月19日，华北，一场早来的灰霾将空气污染警报3次在北京拉响。与此同时，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发布的信息显示，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重度污染。有报道称，今年的灰霾可能是近十年周期内最严重的一次。

灰霾肆虐，一时间，公众将质疑的目光投向那些曾经的豪言壮语上：“区域联动”被调侃为“区域联霾”；治霾的“定力”被奚落为可疑的“腚”力。灰霾里，一些城市的高楼大厦如海市蜃楼一般扑朔迷离。现实中，一些根本性数据依然没有改变，燃煤型为主的能源结构坚如磐石。

另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废气排放是一个全国性的“大锅饭”，废气治理是企业直接的大宗成本，在经济不景气、盈利空间缩小的情况下，企业放弃环保设备的开启似乎是“理性”途径之一。这或许是每到秋冬季节就出现大范围灰霾天气的重要原因。工业动力之能源结构没有改变，燃煤型的电力结构没有改变，秋冬之初随着燃煤量大幅增加，灰霾也就悄然而至了。

绿色经济是一个愿景期待，但远水解不了近渴。要达到这个愿景，首先必须解开中国环境治理的一些死节：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关系，如何处理好减排目标和偷排获益的关系。这是个动态博弈游戏，有点类似于打麻将。政府、企业、公众、第三方环保机构作为参与的四方，都有想赢怕输的心态，既急着把自己的问题扔给社会，又怕惹祸上身，就像急着打掉废牌又怕“点炮”一样；同时，参与方各自为战，又互通联结，不但没有严格的第三方做裁判，盯住上家、看着下家的利益，相互攀比得失，既不愿意放弃现有的资源和利益，又期望在新资源里赢得机会。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游戏正在演变成3对1的游戏，因为仍然缺乏一些强有力的环保公益组织，缺乏它们的监督使整个游戏变得十分不公，也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各种偷排的违规行为，更遏制不住GDP带来的地方利益对区域环保的冲击。

事实上，我国的减排联动承包责任制还没有运行在法治轨道上，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相结合的灰霾治理之道尚未形成。此时要解决这个死疙瘩，就必须建立排放和电价挂钩的即时反馈系统。

目前，我国燃煤发电中每度电约产生氮氧化物0.66克，而燃气电厂仅为0.13克，为燃煤发电的20％。至于烟尘排放，两者更是相差数十倍至100倍以上，燃气发电很显然具有极大的环保优势。但目前实行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虽然将排放浓度区别开来，却没有实现排放当量和上网电价的动态联动，使燃气发电的环保优势不能在经济效益上充分体现出来，企业发展战略转向、寻求清洁生产工艺、技术自我升级的动力都没有激发出来。没有减排联动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经济利益的诱导和法律责任就无法形成，用市场的力量治理灰霾就无从谈起，所谓“绿色变革”就是一句空话。中国经济就像一个老烟民，对煤的依赖性太大，要戒掉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灰霾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方利益盘根错节，各种排放源之间相互指责，更把复杂问题虚幻化，让政策决定者如坠雾中，此时更需要删繁就简、壮士断腕的能力与决心。

日本数学家广中平佑曾解释如何用层次论的方法解决复杂问题。举例说，一个平面交叉的十字路口，没有信号灯，各种车辆从四面同时开过来，陷入一片混乱。从平面交叉这个二元视图中，这种混乱无法解决。但是加进去“高度”这一元，即用三元的视角来看，事情就很容易解决了。也就是说，在十字路口把平面交叉变为立体交叉。那样，不用红绿灯，车辆也能畅通无阻。如此看来，很多看起来复杂的现象不过是单纯事物的投影。

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伟大之处在于为古典力学引入了一个新维度：时间。中国灰霾治理的根本问题也是缺乏一个新的维度：排放量与价格联动的即时电价系统。时间是一个关系实战性的根本参数，在这个维度上，治理灰霾就是一个动态可期的大工程。

从习惯、麻木到掩盖、觉醒是一个过程，中国治理灰霾正在经历最痛苦的习惯过程。对灰霾研究的论文涉及方方面面，科学唤醒民众的阶段似乎已接近完成，目前正处在一个科学与政策的岔路口，更多的事情是政策执行和博弈的研究，或者说是软科学的问题。

（作者系美国夏威夷跨学科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