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生效在即，我国煤电企业如何应对

10月5日，正值中国国庆长假期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宣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将于今年11月4日正式生效。对此，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特别表示，感谢中国在推动《巴黎协定》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以及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的领导性作用。在9月3日杭州的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上，中美两国元首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充分表明，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当前面临严重的经济下行压力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任，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对做好全球环境治理的决心坚定不移。这正如法国作家雨果所说：“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协定》生效在即，对于我国传统煤电企业来说则意味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最高的智慧走绿色发展之路。

《巴黎协定》对中国煤电企业影响深远

毋庸置疑，中国在过去的30多年里，实现了发达国家200多年才完成的经济腾飞。但同时，中国遭遇的环境问题也被压缩在30多年内短暂的时间内集中爆发。中国是环境污染的最大受害者。面对雾霾、水污染、重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中国正以前所未有、全球罕见的力度，治理污染、保护生态。签署《巴黎协定》，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同为人类生存环境而战，是中国应尽的国际义务。

《巴黎协定》确立了将相对工业化前温升控制在2℃并向1.5℃努力的长期目标，必将使中国面临愈发严峻的国际减排压力。当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占全球排放量的20.09%。对此，中国确定了自主贡献的目标，并制定了严厉的环境保护政策，即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强度相对2015年降低18%的目标，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达到20%左右。由于化石能源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减排势必要削减化石能源的消费量，这对我国的传统化石能源企业特别是煤电企业影响巨大。

众所周知，中国的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煤炭在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64.0%，占据绝对多数。根据《巴黎协定》关于减排的相关要求，2020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预期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而作为一次能源的煤炭消费量至多41亿吨。然而，目前全国各类煤矿产能总规模全部形成有可能超出60亿吨，再加上每年净进口3亿-4亿吨，国内煤炭的市场空间仅为34亿至36亿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产能严重过剩。

再说火电企业。自2012年以来，煤价不断走低，电企有利可图，不断上马新机组；而与此同时，用电需求却不断放缓。目前全国约15亿千瓦的总装机容量中，火力发电占到9.9亿多，占66%强，且仍有超过1亿千瓦的核准在建规模。有专家估计，到2020年我国火电将有4亿千瓦的过剩产能。在《巴黎协定》确定的节能减排的压力下，火电企业与煤炭企业面临同样困境。

我国煤电企业必须进行自我救赎式革命

当前，我国正在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优化能源结构，节能提高能效是实现全球能源转型的关键，也是应对气候变化成本最低的途径。大力推动能源结构调整，非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占比到2020年要达到15%，到2030年要达到20%左右，这个提升幅度非常之大，势必压缩煤电企业的生存空间，煤电企业必须认清形势，找准定位，才能在未来的能源格局中抢占先机，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首先，煤电企业要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共同探索适销对路的CCS（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与机制，积极参与建设全国碳交易市场。CCS是指将煤电企业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收集并用各种方法储存以避免排放到大气中的一种技术，是未来大规模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最经济、可行的方法。目前，神华集团在鄂尔多斯实施的10万吨/年“CCS”示范项目，是中国百万吨级煤直接液化示范项目的环保配套工程，被列为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科研项目；华能-CSIRO燃烧后捕集示范项目由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CSIRO）、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以及西安热工研究院（TPRI）联合建设，设计二氧化碳回收率85%以上；国电投双槐电厂碳捕集项目年处理烟气量为5000万标准立方米，年生产工业级二氧化碳1万吨，成为工业生产重要的原料。上述大型煤电企业CCS项目与技术目前运行良好，值得更多的大型煤电企业推广与借鉴。

而且，将二氧化碳实施CCS（碳捕集与封存）后，使碳成为一种新的商品参与到市场竞争，实现变废为宝。据统计，未来我国碳市场的交易量将在30亿-40亿吨/年，现货交易额最高有望达到80亿元/年。实现碳期货交易后，全国碳市场规模最高或将高达4000亿元，成为我国仅次于证券交易、国债之外第三大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这将成为我国煤电企业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前景不可估量。

其次，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打造综合型清洁能源企业。要树立能源企业而非煤电企业的先进理念，也就是说未来的能源企业不再是单纯的煤电企业，而是综合型能源特别是清洁能源企业，并且在整个企业能源供给结构中，逐步提高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比如，神华集团提出了做清洁能源的供应商，预计至2020年底，神华集团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将达到1400万千瓦，年度发电量预计252亿千瓦时，目前正在有意识地发展核电；国电集团清洁能源投资占电源投资比重为74.4%；华电集团加大水电和优质风光电资源的开发力度，并超前谋划2017年风光电投产计划安排；国家电投同样将企业资源加快向核电、水电、新能源等清洁能源调整，清洁能源投资占比达到78.56%。他们的这些先进做法，为我国各类煤电企业提供了先例和范本。

再次，煤电企业要加强内部管理和企业改革，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俗话说，打铁须得本身硬。要想在未来能源结构调整和新能源蓬勃发展的激烈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必须加快改革和加强管理，将企业运营成本切实降下来。当前，煤电企业要以去产能和淘汰僵尸企业、推进产业重组为契机，不断创新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加快推进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形成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市场化选人用人和薪酬分配机制，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做强做优做大大型能源企业奠定坚实的内部基础。

总之，由国家元首签署并交存的《巴黎协定》，代表着国家意志，也是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必须不折不扣得到执行。我国煤电企业作为企业公民，必须坚定履行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当前，煤电企业虽然承受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压力，但相信只要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积极推进碳交易市场，稳步推行改革与管理，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定能在未来的能源格局中有出色的表现，为确保我国能源安全与环境友好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