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要成为亚太清洁能源领跑者

《中国能源展望2030》是国内首次发布的能源预测报告，自发布以来引起国际能源署(IEA)报告撰写人员的关注。作为参与架构和统稿者，笔者也希望该报告能够与IEA报告、BP报告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报告指出，中国能源结构将从以煤为主转向以油气为主，再到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是自身禀赋、成本比价和社会经济发展实力决定的，适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能源结构。未来东南亚、“一带一路”很多国家在综合条件约束下，也必将走类似能源更替道路。

中国能源产业“走出去”，经历了出口石油等能源原料的初级阶段后，也在推动管网走出去。另外，中国研究力量已能够承担更多重大课题，完全可以实施智力输出，为其他国家进行能源规划。而且，中国能源相对充足且部分过剩，刚好可以走出去，特别是核电可以通过国际工程合作走出去，电力资源可以通过电网互联互通或能源互联网走出去，中国的特高压电网建设等基础设施也可以走出去。特别是亚太地区，中国能源走出去大有作为。

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因此，我们要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坚持投资与贸易并举、陆海通道并举，加快制定利用海外能源资源中长期规划，着力拓展通道，着力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和中巴经济走廊，积极支持能源技术、装备和工程队伍“走出去”。

特别是，要加强俄罗斯-中亚、中东、非洲、美洲和亚太五大重点能源合作区域建设，深化国际能源双边多边合作，建立区域性能源交易市场，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加大支持企业“走出去”，全面拓展能源国际合作。

亚太地区能源面临三大挑战

笔者认为，亚太地区能源面临三大相互关联的挑战：一是能源供应总体上处于短缺状态。还有近6亿无电人口，即便已经通电的地区也是供电不稳定，供电稳定的地方成本过高。二是能源投资资金短缺。为了改善能源供应，需要高额的投资，每年保守估计需4000亿美元，而亚行每年只能提供大约40亿美元，也就是1%，其他99%需要外筹。三是新能源短缺。因为资金的压力，发展中国家投资能源项目不能不追求最低成本，而最低成本的能源就是煤炭，无法直接转型升级利用绿色低碳的新能源。

因此，在未来20年内化石能源在亚太地区仍然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到2035年煤电估计总体占到总发电量的55%。亚太地区的煤炭与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可能要比我国晚20年左右。这样高的煤炭比例必将引发严重的环境问题，会导致雾霾和持续增加的碳排放，犹如今天中国的状况。

亚太能源未来如何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能源2030年展望》可以给亚太各发展中国家以启示，中国应该也有条件成为低碳清洁能源发展的领跑者。

如何领跑?

具体来说，中国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承担起“清洁能源领跑者”的责任。

首先是提供融资，破解资金短缺难题。亚投行、金砖银行、南南合作基金、丝路基金及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我国主导的金融机构，已陆续到位，可以联合亚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或主权基金进行联合投资。

其次是电网互联，破解电力短缺难题。我国周边和较为邻近的国家或多或少都处于缺电或至少是季节性(如冬季)缺电的状况，而我国近年来全国电力供应相对充裕。所以我们可以大力推动与周边、邻近国家实现电力联网，让全球能源互联网在中国周边先联起来，也可为我国西部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提供新的出路。

再次是推进国际能源合作，破解新能源短缺难题。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这样规模的经济体的能源结构中，目前还只是起一定的补充作用，然而在一些中小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国家，则大有可为，可以对能源供应产生根本性变革。中国可以考虑整合对外援助渠道和资源，在岛国实施大手笔的“光伏外交”，以光伏与储能、微电网技术结合发电，大幅度减少柴油进口，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改善当地环境，提高百姓生活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加快推动重大能源装备“走出去”，积极拓展海外能源合作。

最后是提供发展规划，破解能源智力短缺难题。当前，我国已经能够独立承担能源领域的各项研究，而不是20世纪90年代迷信和借重国外研究力量和技术援助。我国研究力量完全可以走出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咨询，帮助受援国研究编制区域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中国的成功经验和模式帮助亚太发展中国家走上低碳发展道路。

此外，我们还可以输出能源扶贫经验，积极联合亚太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特别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加强东北亚、上海合作组织能源合作，推动建立区域能源市场，推动核电等中国能源标准国际化，办好G20峰会能源系列会议，确保取得预期成果和实效，加强与国际能源署、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国际能源宪章等国际能源组织合作，提升中国参与国际能源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