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关于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的通知
钢铁去产能须走出“囚徒困境”
钢铁去产能须走出“囚徒困境”当前,中国钢铁业新一轮兼并重组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在行业最困难的时候,兼并重组的阻力往往更小,行业将高举兼并重组大旗,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钢铁业规模
当前,中国钢铁业新一轮兼并重组的时间窗口已经打开。在行业最困难的时候,兼并重组的阻力往往更小,行业将高举兼并重组大旗,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钢铁业规模集聚、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引领钢铁产品从中低端全面迈向中高端,全面推动钢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去产能负重前行、任重道远
1999~2008年,钢铁行业盈利稳步提升,但2008年至今行业盈利情况恶化,毛利率与净利率下滑明显,并且价格波动频繁。当前局面下,钢厂仅能通过缩减成本来维持盈利,经营环境较为艰难。目前钢铁产能过剩较为严重,在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下,我国钢铁行业去产能将是必然趋势,但推进步伐比较缓慢。
由于前期钢铁企业规模过度扩张,行业集中度过低且分散。供大于求使得过度竞争的恶果充分显现,导致整个行业陷入了困境。“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钢铁行业前10家产业集中度达到60%,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钢铁产业集中度不升反降:从2010年的48.6%降到了2015年的34.2%,成为导致行业恶性竞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十三五”(2016~2020年)时期的钢铁去产能目标对于政府而言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国务院今年2月初发布钢铁业化解过剩产能意见指出,从2016年开始,用5年时间再压减粗钢产能1亿~1.5亿吨,严禁新增产能,并鼓励企业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转型转产、搬迁改造、国际产能合作等途径,退出部分钢铁产能。但中国钢铁的产能实际不是8亿吨,应该是11~12亿吨的水平。所以在产能这个概念上,实际应该去掉3~4亿吨比较合适。中国目前钢铁产能巨大,占世界钢铁产量的51%,占我国GDP的12%左右。由于国内钢铁用量有限,目前钢材出口量很大,但这将因继续遭遇反倾销诉讼而有所下降,更重要的是,未来五年中国钢材消费量将每年下降5%~6%,最终中国粗钢实际需求量预计在6亿吨左右。
削减钢铁产能很重要,但控制产量更重要。国家统计局6月27日公布的一组数据显示,包括钢铁在内的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今年1~5月份利润总额达到558.6亿元,同比增长74.8%。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5月全国钢铁产量前三名的河北、江苏、山东粗钢产量分别为8352.27万吨、4590.98万吨、2919.63万吨。这一数据表明,河北、江苏、山东的粗钢产量比上一年同期分别增产了0.3%、2.19%、5.47%,这与全国去产能的目标不符。根据中国联合钢铁网的调查,随着近期国内钢材价格急升和钢厂增产,全国已有68座高炉恢复了生产,估计产能达到5000万吨;而据“我的钢铁网”另一项调查显示,大型钢厂产能利用率也从84%提高至87%。与此同时,去年关闭的5000~6000万吨产能中,现已恢复生产的超过4000万吨。鉴于价格和利润率的反弹,产能削减已被抛在脑后。另一个钢厂不减反增的原因是:政策层面一直要求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污染、低产能的中小钢厂。而对当前很多企业来说,活下去最要紧,那接下来怎么办?政府说高污染要关,企业就偷着排放,不能偷着排的就咬牙买设备;说高炉小了要关,那就上大高炉;说产量低的要关,那就开足马立加大产能,这样恶性循环,使得钢铁行业走出“泥沼”之路将更加漫长。
从长期看,产能过剩具有明显的体制机制特征,是地方过分追求GDP增长和不合理保护的结果。因此,应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解决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淘汰落后产能和处置劣质企业,防止再次陷入“去产能-涨价-加产能”的怪圈。总体来说,过去十年中国钢铁产能利用状况大部分处于相对过剩状态,特别是2008年政府4万亿投资刺激,钢铁产能激增,造成现在严重过剩局面。因此,钢企兼并重组应该着力避免产能叠加放大。
去库存陷“囚徒困境”步履维艰
2016年,国家出台了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指导意见,相关部门制定了土地和矿产资源、职工安置及金融支持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但钢企去产能仍面临较多的困难和问题。
首先,钢企去产能主动性不强。调查显示,面对行业不景气,钢企主要采取了防御型策略,通过减产减员、降本增效等方式渡过难关,普遍寄希望于其他企业缩减产能,而自己见机行事,等待行业复苏。李克强总理提出1000亿解决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的人员安置,是针对人的,没有针对企业的政策扶持。部分企业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政策优惠、财政补贴等来化解产能及转产转型。但是,中国钢铁业产能过剩的化解主要不能靠政府,而是要靠市场,靠公平竞争来实现淘汰。政府补贴补助只会让行业畸形发展,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市场对产能的调节作用,只会给行业调整帮“倒忙”。
其次,金融机构支持去产能面临诸多障碍。企业偿债能力降低,债务化解较为复杂,钢企普遍负债率达70%~80%,有的甚至超过150%,负债率远超国际同类钢企,造成巨大金融风险。从实际情况看,作为资金密集型行业,钢铁企业主要依赖贷款,但债权债务关系比较复杂,也涉及联保、互保等担保圈问题。前不久,中国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出台了金融支持去产能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对钢铁、煤炭行业贷款投放坚持区别对待、有扶有控原则。虽然多数金融机构对产能过剩行业实施了差别化信贷政策,实行严控总量、优化结构、分类管理,但在实际执行中,由于相关配套政策措施不明确,无法准确甄别先进产能和落后产能、优质企业和僵尸企业,信贷投放出现“进退”两难。受此影响,金融机构对钢铁行业的贷款审批政策严格,投放权限主要集中于总行,严控新增贷款,续贷也面临较多困难。据部分商业银行反映,其总行也没有针对去产能制定细化的、操作性强的信贷投放政策,一方面出于帮助企业脱困及避免抽贷、断贷、限贷误解的考虑,不敢贸然退出、处置落后产能和企业的贷款,另一方面也没有创新产品、扩大投放支持优质产能和企业,对钢铁行业的信贷投放基本处于维持原有存量状态。
最后,钢铁业去产能陷入“囚徒困境”。缘何钢铁大省出现“越减越多”的局面?核心还是要靠市场来调控,只有企业亏损且没输血,企业就会自动减产。由于钢铁业是资本密集和人员密集型行业,因此中国钢铁业化解过剩产能注定是复杂且艰难的,涉及到地方债务负担、银行不良贷款以及下岗职工安置等难题,还会面临巨大的资产损失。因此,有效化解钢企产能之困是一场持久战和攻坚战。产能过剩令市场供需失衡、产品价格持续回落,整个行业利润难以保证,好企业的效益和创新能力受到很大制约,最终影响整个行业竞争力的提升。
化解中国式钢铁产能过剩之策
当下,产能过剩已经成为制约钢铁产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为了使我国钢铁行业健康发展,避免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快兼并重组步伐,不断提高钢铁行业集中度。纵观世界上钢铁工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钢企的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程度都远优于我国。欧盟15国的6家钢企的钢产量占整个欧盟钢产量的74%;日本5家钢企的钢产量占全国的75%。反观我国,目前现有500多家钢企,其中民营钢企达到400多家。400多家民营钢企中,产能在1000万吨以上的有7家,而产能在100万吨以下的有200多家。单纯的去产能只是治标,在去产能的同时提高产业集中度,形成规模集聚效应,才能够标本兼治。只有把去产能和兼并重组并重实施,即产能适度、集中度高、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竞争力强,才是钢铁行业结构调整的理想目标形态。与此同时,从钢厂降本增效、盘活存量资产以及加强费用控制向管理创新迈进,不断优化库存,将钢铁生产工序配套得天衣无缝,使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处于完全受控的状态。当然,钢企去产能必须做好加减法,在去库存做减法的同时,钢铁企业还必须“加”上科技含量,开发“高、精、尖、特”产品,优化产品各项性能指标;同时也要开发更高效的节能环保技术,以更低的成本达到更高的环保标准。
第二,明确中央政府职能,严控地方政府投资,实现政府去产能的政策。钢铁去产能必须摆脱短视利益掣肘。由于地方政府的推波助澜,助长了企业的无序投资。目前我国政府正在做的是加大政策引导和执行,从环保、能耗、质量、安全、技术等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进行考核,达不到标准要求的钢企要依法依规退出,但这不能等同于直接控制粗钢产量,因为产量更多的是应靠市场推动,市场需求放量、价格上涨、盈利空间扩大是刺激钢材产量增加的直接原因。产业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措施,在保持经济总体水平快速发展的大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产业政策在功能上应当和调控政策有所区别,应更加注重前瞻性和针对性,积极利用政府在收集数据、发布信息等方面的有利条件,有计划、分步骤地定期向社会公布钢铁产能利用状况等方面的信息,引导钢企科学做出决策,防止投资不合理、盲目扩张等现象的发生。
第三,有序化解企业债务问题。一是审慎界定“僵尸企业”。对无能力还本付息的企业,应主要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的方式处置债权。对深陷严重经营危机、发展前景无望、安全环保不达标的企业,果断处置存量贷款,做好呆账核销和抵债资产处置工作,当然银行要承担一定的损失。僵尸企业不到迫不得已一般不会主动退出市场,由于中国的破产保护方面还不够完善,宣布破产的企业除了面临上述众多问题之外,企业主及其家庭都将遭遇巨大压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僵尸企业遭遇想要退出市场却不敢退出的尴尬。产能不断淘汰,实际产量却不断增多,供需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善。二是完善不良资产处置核销办法,赋予金融机构更大自主权处置风险,利用不良资产打包处置、证券化等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推进僵死钢企快速破产制度,让市场出清僵死钢企。三是加强对钢企产能过剩的风险监测和排查,建立完善重点关注风险企业数据库,强化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和协同行动,加大对企业“逃废债务”的惩处力度,以法治化方式维护银行债权,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四是发行钢铁去产能特别国债,鼓励优势钢企做大做强。通过特别国债的引领示范,对企业优化重组提供资金支撑。特别国债的发行由国家开发银行负责发行,国债期限为5~10年,体现国家中长期的钢铁行业去产能的产业政策的贯彻落实。五是发行钢铁环保公益彩票。用环保公益彩票募集资金,鼓励支持环保合格的钢企绿色发展,唤醒全民节能减排意识,共同防治空气污染。六是建立钢铁碳排放交易市场。钢铁行业是碳排放的重点,年排放量近5亿吨。建立国家级的钢铁碳排放交易市场,通过核定每家钢企的碳排放指标,鼓励钢企对碳排放指标进行交易,一方面可以为环保合格的钢企予以资金奖励,另一方面也可以控制环保不合格的钢企实行逐步淘汰,推进钢铁行业的节能减排,防治雾霾。
总之,目前,面对全球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国内需求的低迷,中国钢铁业深处内忧外困的困境当中。在这样的时刻,钢企应该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摆脱短期钢企的利益诱惑,以供给侧改革和化解过剩产能作为出发点,通过兼并重组、低端产能退出方式提升钢铁行业集中度;通过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企业在管理、生产、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的综合竞争力。此外,应该加强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及时调整出口策略,开拓多元化市场格局,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市场的需求。同时苦练内功,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和运用国际贸易规则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通过自身的强大来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
(作者简介:董鹏,咨询顾问、专栏作家;杨亮,无锡市政府法制办研究室高级工业经济师;郑元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