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化能源转型带来的矛盾之德国镜鉴

“能源转型”(德语Energie-wende)一词最早可能出自1980年德国科学院出版的《能源转型没有石油与铀的增长与繁荣》报告。该报告呼吁彻底放弃核电和化石能源。这一观点最初受到强烈反对，但后来逐渐变成德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2002年之后，“能源转型”的含义逐渐演变为“转向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并提出最终目标是建立100%基于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体系。

　　德国能源天然条件并不好，除煤炭储量相对丰富外，石油和天然气基本依赖进口，总体能源自给率约为30%。为此，德国很早就提出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方向和发展目标，并取得较好效果。截至到2014年，德国电力消费中27.8%来自可再生能源，一次能源消费中有11.9%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含水电和垃圾发电)。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成绩”是在资源条件并不突出的情况下实现的。以光照条件为例，德国太阳能辐射量很低，光伏发电的年满负荷运行小时数只有800小时左右，仅为美国的50%。因此，德国当前的能源转型成绩和经验为世界广泛关注。为了更为全面和深入地理解德国当前能源转型，本文从德国能源转型的“大背景”出发，以近期(2020年)转型目标为标尺，对其转型进展进行全面评估。

 

　　能源转型背景

　　从大的历史视角看，到目前为止，人类社会经历和正在经历的能源转型有两次第一次是植物能源向化石能源转型，第二次是化石能源向非化石能源转型。目前，欧洲主要国家的能源转型处于迈向“第二次能源转型”的入口。这一转型启动与发生，首先是随着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现代能量“原动机”的发明和应用推广而逐渐展开的。然而，自21世纪初以来，随着人类对温室气体导致全球变暖机制及其危害认识的深化，第二次能源转型从一个“自发展开”的过程转变成“自觉推动”的进程。在这一大背景下，德国能源政策从单纯追求“能源供应安全性”转向抑制全球变暖，并把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作为防止全球变暖的最重要路径。

　　德国能源政策的这一转变，是其根据自身的能源供需状况变化做出的理性选择。具体包括两个方面原因

　　一是德国主要化石能源消费进口依存度居高不下。德国传统能源资源特点是“富煤缺油缺气”(煤炭资源丰富，石油资源基本没有，天然气资源非常稀少)。因此，石油和天然气需求长期依赖进口。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1990-2013年，德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一直在94.6%-100%波动，且没有明显下降迹象。同期，天然气进口依存度虽比石油低，但增长趋势明显，从1990年的75.6%增至2013年的86.8%。

　　油气进口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给德国能源安全带来很大压力，如何减少油气进口，提高能源安全就成为其能源政策长期主导目标，同时也使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推动能源转型的迫切性日增。正是在这样的能源供需状况变化背景下，德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启动了政策驱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之路。不过，德国把“推动整个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转变”确定为国家战略，并制定了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在2009年以后逐渐形成的。

　　二是德国能源总消费和人均消费自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减量阶段。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初，德国能源消费开始进入减量阶段。1965-2013年，德国一次能源消费以1979年为界，分为递增和递减两个阶段。1965-1979年，一次能源消费从2.56亿吨油当量增至3.71亿吨油当量，年均递增2.7%；1979-2013年，一次能源消费从3.71亿吨油当量减至3.25亿吨油当量，年均递减0.4%。

　　总之，德国一次能源消费和石油消费进入“总量递减”和“人均递减”阶段，为推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能源转型目标确立

　　德国当前能源转型的目标，是在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过程中逐渐提出和最终确立的。换句话说，德国不是一开始就提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宏大目标，而是首先确立了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分项、分阶段目标，从而使目标更具现实性。由于德国1991年颁布的《强制输电法案》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推动效果非常有限。1998年，德国修订《强制输电法案》，引入“双限额”规定，即电力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电力比例最高不超过其总供电量的5%，特定地区享受溢价补贴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占该地区总供电量的比例不超过10%。同时，德国政府还实施了重点可再生能源工程项目。比如，1999年1月，德国政府在欧盟推出欧洲“百万太阳能屋顶计划”战略框架下，宣布实施持续5年的“10万太阳能屋顶计划”，联邦政府为该计划提供4.6亿欧元财政预算。这些法案和项目对推动德国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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