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剩相对论

能源领域的产能过剩存在绝对过剩、相对过剩和成长过剩的区别，因此去产能的手段必然是多样性的，对于绝对过剩的要“堵”，相对过剩的要“疏”，而成长过剩的，可能只有“等”，最终让市场来实现优胜劣汰。

照片上拿着VR眼镜的两位，就是4月底参观德国汉诺威工业展览会的奥巴马和默克尔。当天，奥巴马在结束与VR眼镜员工的对话后，露出了他的招牌微笑。对话内容大致如下：

“这款VR眼镜的价值如何体现？”

“如果把扫描周边环境数据发给您女儿，而她也戴着同样VR眼镜的话，就会感觉自己和您待在同一个地方。”

其实，惊艳到奥巴马的VR技术，只是这场震撼盛会的冰山一角。自从2011年，“工业4.0”在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一炮打响之后，智能化、网络化生产过程的概念已经逐渐在德国传统企业中变成现实。

然而，“酷、炫、牛”并非工业4.0的核心。与工业1.0、2.0到3.0的时代不同，工业4.0时代的最大特点，是“按需生产”。

在工业3.0及以前，生产一台摩托车需要经历原料、机械设备、工厂、运输、销售等固定流程，完成一辆制式的产品车需要至少需要21天。

但到了工业4.0的时代，这种流水线模式被定制模式所取代。一位顾客如果早上九点下单，订购一个个人定制化的摩托车，随后原料、机械设备、工厂、运输、销售五大模块将按照顾客的需要，自己找原料，自己找工厂重新包装重新组合，在6小时之内，就可以把私人定制的摩托车交给客户。

为了应对这种随时可能出现的全球需求，企业往往会放空一部分生产能力。这种被称为“产能储备”的做法——表面上保留部分多余产能，可能会带来短期亏损，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景气回升或重大机会，储备产能可以立即发挥自己的产能优势，最快速度定制产品、占据市场。

而产能储备，在某种意义上看，就是一种产能过剩。

过剩是相对的

彼之蜜糖，吾之砒霜。让德国企业激发活力的多余产能，却正在引发当下中国产业经济界的争论。

有人认为该用定量标准确定产能过剩，也有人指出要用定性的标准描述产能过剩，哪种方式更为准确、更符合行业发展规律？合理的产能过剩和严重产能过剩，其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类似的问题层出不穷。背后的原因都可以归结为标准。

一直以来，我国缺少对产能过剩定性、定量的科学评价标准。如果按照国际上测定设备利用率的方式，设备利用率的正常值在79%～83%之间，超过90%则认为产能不够，有超设备能力发挥现象。若设备利用率低于79%，则说明可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

毫无疑问，79%是一条过剩与否的标准线，但又不应被理解为一道淘汰与否的生死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曾说：“我国很多产能确实宏观总量上过剩，但并不落后，比如钢铁，且不说鞍钢、武钢、宝钢这几大国营钢铁企业，就是河北、山东的民营钢铁厂，他们的生产工艺也是世界一流的。”

而对于真正需要“解决”的落后产能，可以用两个标准来区分：一是技术水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等生产能力。二是生产设备、生产工艺的污染物排放、能耗、水耗等技术指标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如果按照这两个标准，会发现能源领域真正的落后产能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领域，且规模均不超过15%～16%。

在煤炭领域，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数据，2015年中国煤炭产能规模为57亿吨，需要化解的落后产能达到9亿吨左右，占比约为16%；在石油领域，根据石油和化学工业规划院副院长白颐在2016石化产业发展大会上公布的数据指出，目前国内有10%～15%的炼油产能是需要化解的，主要集中在小型规模炼油产能以及原料配置不合理、油品质量不达标的炼油产能。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剩下85%的产能就可以高枕无忧，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都可被称为过剩产能，且存在绝对过剩、相对过剩和成长过剩的区分。

在能源领域，绝对过剩最明显的就是被列入去产能名单的煤炭行业，它的症结来自地方因利益需求，而进行的招商引资、落户项目，并最后造成的过剩。目前来看，这类过剩最难治疗。

相对过剩，则是一个行业中的总体产能并没有过剩，但因为供给需求脱节，导致部分产品供给超过了市场需求。就像电力领域的火电建设、石油领域在下游扎堆。在过剩产能中，这种过剩占比最大，但也相对容易解决，一旦产业的结构、空间或时间发生调整，相对过剩就有希望被化解、并创造出价值。

成长型过剩，顾名思义是一种主要出现在新兴行业中的过剩。由于缺乏对行业的把握和了解，在初级发展阶段容易出现盲目投资、过分扩张和依赖出口等特点。光伏、风电就分别在2009年和2011年因此中招。特别是遭遇“双反”政策后，低水平重复建设导致的两大行业的过剩产能更加难以化解。对于这类过剩，最好的办法是等待行业成熟，让市场来实现优胜劣汰。

去产能是多样的

在百度上搜索关键词“去产能、能源”，会出现23800多条资讯，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有两个——上大压小、资源整合。从2000年，产能过剩首次在工业领域大范围出现至今，中国已经经历了至少4轮去产能，上大压小、资源整合已经是惯用套路，但今天，去产能的策略已经不限于此。

在刚刚结束的五一小假期里，赴日游没有悬念地再次火爆。除了美食美景、日元贬值、廉价航线、观光免签，人们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理由，购物。马云曾一语道破扫货现象背后的关键：马桶不是中国不会生产，是好马桶、有创意性的马桶我们不会生产，生产不够多……也就是高价值产能不够。”

事实上，今天被趋之若鹜的日本，曾经历过四次产能过剩，并采取了四种截然不同的解决方式。

第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个经济尚待发展的国家，日本只能选择通过出口来消化过剩产能。这种做法的确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并让日本赚到二战后的第一桶金。随后在20世纪60年代，日本大规模启动内需，不仅通过消费消化了产能，还成为当时全球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日本前两次调整，和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经济发展高度相似。出口和内需，同样让中国的GDP得到快速增长。但和80年代中期的日本一样，在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社会、产能等问题随之出现。

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传统制造业企业加快海外投资，在转移过剩产能的同时，日本国内企业开始重点发展高端产能。直到今天，日本的材料技术、精密制造、IC元器件仍然是全球最顶尖的产品。

日本的第三次去产能的经验说明：要解决产能过剩，将产品的低价值转为高价值或将是国内产能的必经之路。但是，日本的运气并不好。在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再次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当时，由于互联网技术没有普及，工业化生产模式无法改变。所以，日本选择的方式是通过扩大出口来消化产能。

而今天，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已经不再，科技和互联网让人们在产业链中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对于中国的能源行业而言，互联网思维和智能技术，将与我们惯用的资源整合和日本依赖的出口策略一道，赋予去产能问题更多路径。

解决路径是差异化的

对于绝对过剩的产能，调整自身，上大压小的策略仍然被业内人士认可。

中国民生银行公司与投资银行事业部研究员邓艳认为，煤炭和火电的过剩需要通过三种方式解决：一是位于行业金字塔中高层的大型煤炭集团向下收购一批中低层企业；二是产业链下游的火电企业向上延伸收购煤炭企业，提高煤电一体化程度；三是能源类上市公司利用股权融资便利性收购煤炭企业。

对于炼油行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会长李寿生明确要“上大压小”，即在严格审查并确保落后产能淘汰的基础上，让符合标准的地方炼油企业获得原油进口权。

但是，压小完成后，如何有效整合大企业，让其生产更有效率、产品具备竞争力，将是能源企业需要更加关注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通用电气（GE）的智能制造和智能工厂或许是一个借鉴。

这家近期已经开工的工厂全称为“通用电气电力事业部先进制造工程中心”（AMW，AdvancedManufacturingWorks）。这家工厂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智能制造，让能源技术实现产品化。比如通过激光雷达机器可以处理人工难以完成的搬运任务，用3D打印机为世界上最大的燃气轮机直接制造零件，用蓝光3D扫描仪帮助工程师精确监视复杂零件形状的变化，最终实现能源业务方面的部件快速成型。

对于相对过剩，懂得挖掘行业的机会，实现结构调整比压缩规模更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部长杨建龙指出，一些行业从总量看产能过剩，但从整体行业的产品结构看，实际上不少产品还是稀缺的，特别是高附加值的产品。

在煤炭领域，这种高附加值的产品被认为将在洁净煤领域出现。众所周知，煤炭消费峰值到来的时间与煤炭清洁利用的程度有关系。如果煤炭清洁利用实现快速发展，那么煤炭消费峰值到来的时间就可能向后推迟。

业内人士指出，煤炭清洁化利用，可以通过提高原煤入洗率、逐步提高燃煤机组环保标准、降低污染物排放水平以及逐步扩大IGCC、CCS技术的应用等途径解决。

再如光伏行业。多年来，中国光伏的技术发展路径始终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也就是说，中国光伏组件企业的优势是在于集成创新。尽管不会在技术上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但可以在现有技术路线的基础上，不断改良技术。

所以一直以来，国内的技术进步并没有更多的体现在上游，比如硅基的提纯技术突破等，而是在购买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完善现有技术路线。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万军博士认为，如果可以在硅加工领域加强技术研发，不断提高产品水平，争取在某一个环节进行进口替代，就能够分解现有产能，也可以在未来获得更高的利润。在中游环节中，电池组建的光电转换率如果得到一个较大的提高，即便组件的价格略有提高，相信下游的用户仍然会欢迎。

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错失投资全球产业链的机会。

仍然以光伏为例，当下，诸多企业进军海外，都会选择开设工厂的模式。但其中的悖论在于，同样作为企业，国内企业没有独家专利且市场份额不足，在与欧美企业比拼时，只能依靠价格。而企业在海外建厂，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追求潜在的盈利。

因此，日趋成熟的国内能源企业或可以改变思路，在经历代工-设厂这两个过程后，尝试从“重资产到轻资产”的蜕变，最终，在积累一定技术和资金后，绕开技术本身，成为战略投资者，最终让国际产能带动国内市场，形成良好的循环。

疏堵结合方是正道

有人说，去产能就应该像“大禹治水”一样，不应堵、而要疏。从短期看，这样的方法没有问题，但试想，如果产能过剩问题长期存在，疏导何时才是头。

在能源行业，经济发展带动需求增长仍是趋势。《BP世界能源展望（2016年版）》中明确指出，尽管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疲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将需要更多的能源以支持更活跃的社会经济活动，未来20年及以后能源需求仍将持续增长。

有效的办法，是让企业自发形成调整产能的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才能防止大规模、大面积的产能过剩的到来。

首先，产能定期发布制度需要规范化。

在美国，有一条完整的产能利用检测体系对工业生产能力进行调查、测算。这套体系是由美联储牵头，包括人口普查局、林务局、地质调查局、能源部、贸易协会和其他政府机构提供调查数据，最终由美联储定期发布。

这个体系的最大价值在于预警。因为在充分市场化的行业中，产能利用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在企业本身可以获得的信息有限、政府又不能直接干预企业投资决策的前提下，这个体系可以引导企业做出符合自己需求的判断，从而决定投什么、投哪里、如何投。

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产能预警不够全面，特别是在能源领域，产能利用率数据一般都是由协会发布，而且没有做到全行业覆盖。也就是说，我们缺失了客观引导企业有序进入行业的第一道门禁。下一步，相关部门或应建立制度，及时采集、统计以及信息公开产能数据，同时，相关组织或行业协会可以以产能利用数据为核心，发布行业运行和产能变化动态跟踪报告和行业产能过剩预警报告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引入同行业的别国数据，让企业对全球行业的产能过剩形成天然免疫力。

其次，在工业变革的背景下，去产能不仅简单被理解是一剂急救针。更重要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工业4.0的全球产能升级背景之下，如何帮助中国制造业实现升级改造。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但凡提到中国制造业转型，总会陷入两个极端：要不然就是上产能、拼产量；要不然就是上技术、拼高端。但在这两者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却被很多人忽视，这就是质量。

制造业产出的东西，最终要通过复杂的渠道，到消费者的手中。而对当下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而言，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产品的技术含量多高、产品有多么充足，而是质量是否可靠。

且不说毒奶粉、毒疫苗这些日常消费领域的“著名”事件，就只拿能源行业来说，已经出现了诸多因为质量被吐槽的案例：

在火电行业，随着煤炭资源的日益紧缺，越来越多的火力发电厂已经不再单一使用设计煤种，而是配煤掺烧比例逐年递增，导致设备安全事件频发。

在石油行业，由于炼化企业的非达标炼制、终端销售环节及运输保存环节的不善管理，近15%的油品硫含量超标，全年油品抽检合格率为87.63%，成为大气污染的头号问题。

在风电行业，随着风电装机容量的快速增加，风电质量问题引发的事故曾一度频发，给风电质保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

在光伏行业，2009年“金太阳”工程开始实施后，一些企业直接使用不符合补贴质量要求的劣质产品，让这个示范工程几乎成为不靠谱的代名词。

因此，对于正在或者已经开始去产能的能源企业，不能再为了去产能而去产能。不一定非要技术多么进步才能做出好的东西。只要精耕细作，产品质量得以保证，品牌才能建立起来，制造业转型才有望实现，去产能的根本意义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