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释放生产要素活力）

　　要素市场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领域。我国主要生产要素领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重体制现象仍十分严重，要素价格不但无法灵活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而且出现普遍上涨趋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寻租活动猖獗，抑制了生产要素活力，降低了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这是本轮经济增长放缓的深层原因。

　　现代市场体系，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要素市场基础上，西方古典经济学早已认识到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现代经济学中，生产要素已成为一个基本范畴，覆盖了社会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各种资源，一般认为其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才能四种要素。随着时代的进步，技术、信息、管理等也被纳入了生产要素。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从根本上否认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属性，并把他们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那时的共识是，生产要素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生产要素私有制则属于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之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国居民消费品基本实现了市场化，生产要素市场化开始提上日程。但是，承认劳动力是商品，是不是否定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承认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是商品，是不是否定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些争论，一度成为生产要素市场化的桎梏。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时，明确肯定了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商品属性。这一重大决断成为解放生产力的关键步骤。

　　但时至今日，中国要素市场改革仍然滞后，已影响到经济发展全局。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出现放缓，大部分研究者习惯性地从需求层面，即从投资、消费、净出口去分析原因、寻找对策。如果换个角度，从供给层面去分析，就会发现主要生产要素领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仍十分严重，要素价格不但不能灵活反映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而且出现普遍上涨的趋势，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寻租活动猖獗，抑制了生产要素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正是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深层原因所在。

　　一是土地。1989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使土地使用权具有商品属性。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又明确了土地用益物权。但是，中国土地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化。政府仍完全控制土地一级市场，并对房地产开发用地、商业用地、工业用地执行不同的价格。招商引资中低价出让土地，房地产开发时又竞相抬高地价。在建设用地供应上，从2004年至今，国家加大了计划管理的力度。虽然每年供地计划数量不小，但由于计划供地与市场实际需求不匹配，连续多年完不成供地计划，再次验证了“计划管理造成短缺”这一经济规律。而越是短缺，越会造成部分地价上涨，进而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其价格已严重扭曲。

　　二是自然资源。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资源使用者需要从国家手中获得初始使用权，但这种使用权不是公开竞价获得，而是由政府授权分配使用，事实上没有形成市场价格。而对自然资源的垄断经营和国家定价，使其价格不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供求关系。譬如，油气区块是几大国有企业以申请在先方式获得。在能源的下游领域，除煤炭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外，发电企业的发电量和价格仍由政府制定，电网成为电力收购和销售的唯一企业；油气管网运输、流通、进出口权，仅归个别国有企业拥有。这种情况下，中国能源价格居高不下在所难免。北美页岩气革命后，美国能源价格下降，制造业出现复苏，这对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中国而言，无疑形成了巨大压力。

　　三是劳动力。中国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流动。政府对不同户籍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保、价格补贴等公共物品是不平等的。一些城市通过出台歧视外来务工人员的规定，加强对本地方劳动力市场的保护。同样的劳动力付出同样的劳动，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所有制企业有着不同的价格。这些制度安排，都降低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效率。近年来，随着某些法规的实施，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我国的社保费率（“五险一金”）已超过40%。假如一个职工税前工资是1万元，企业要为他支出1.4万元。此外，还有最低工资定期增长等规定。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是必要的，但必须考虑经济发展阶段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目前的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形成的自然上涨。

　　四是资本。国有企业对国有银行仍存在刚性依赖，民间借贷成本远远高于国家银行的贷款利率。不同所有制企业获取信贷资本的难易程度不同，导致了资本价格严重扭曲。我国金融体系还存在大量抑制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管制措施，如利率管制、信贷规模控制、限制民营企业创办银行、股票发行行政审批、个股涨跌停板限制等等。对资本市场不恰当的管制，同样扭曲了资本价格。中国作为外汇储备和国内储蓄最高的国家，利率却是世界上比较高的。

　　此外，在科技创新方面，尚未形成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有效机制；促进民间投资、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出了很多，但仍然存在“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抑制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民营经济、中小企业的发展势头。

　　由此观之，几乎所有能够带动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都存在严重的体制问题，并且主要集中在市场化改革不到位这一点上。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还是由于政府在行政管理中，没有分清与市场活动的界限。国家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出现了宏观管理“微观化”和“以批代管”的现象。加上一些部门职责交叉、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效率不高，极大地抑制了各类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要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必须进一步简政放权，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近年来，我国大幅度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在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实行了负面清单制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放松对生产要素市场的管制，降低交易成本。

　　下一步，对凡是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经济活动，政府都应当一律取消审批。同时，公开现有审批事项的“总清单”，逐步从“精简”审批事项过渡到“精选”审批事项。同时，要深化生产要素领域的改革：

　　在土地市场，应当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在一定条件下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增加建设用地的供给。允许农村对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等“三权”开展抵押、担保等活动，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盘活土地资源。

　　在自然资源市场，应当建立以竞争价出让为主的国有资源出让方式。目前，页岩气开发开始尝试区块招标出让方式，与传统油气资源登记出让方式相比是一个进步。中央出台了电力体制改革方案，有关部门制定了六个配套文件。下一步，应当建立以竞价出让为主的国有资源出让方式。对国有资本控股的自然垄断行业，应当实行主辅分离、网运分开、公益性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分开的改革。特别是水、石油、天然气、交通、电信等领域，应当加快改革步伐，放开竞争性环节的价格。

　　在资本市场，国家已经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一批民营银行即将获得牌照。紧接着，应当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制度的改革。

　　生产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有利于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会推动资源配置遵循市场规律，实现效益和效率的最大化。同时，生产要素领域的充分竞争总体上有利于降低要素成本，提高要素供给能力，进而提高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一旦这方面改革的“红利”彻底释放出来，中国经济仍可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发展潜力无可限量。（【本文作者，范必，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能源、环保等公共政策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