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再生能源短期内难以撼动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

当地时间12月12日晚，气候变化巴黎大会通过《巴黎协议》。协议对2020年后全球减排做出了安排。这是历史上第一份覆盖近200个国家的全球减排协议。无论从达成协议本身来看，还是从达成协议后各方的反馈来看，这次大会的成果基本达到了预期。尽管协议存在一定不足，但是，这毕竟是首份基本覆盖全球的有约束力的减排协议，在国际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重要历史意义不能否定。

全球气候治理结束“无政府状态”

《巴黎协议》对改善全球气候和能源治理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由于各方争执不下，气候谈判陷入僵局，全球气候治理陷入了某种无政府状况。

此次《巴黎协议》提出，所有国家都要对减排和资金情况进行汇报;各国要定期提供温室气体清单报告等信息;所有国家都将遵循衡量、报告和核实的同一体系，但会根据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做出灵活安排;除了最穷、最小的国家外，各国必须每两年汇报一次;对提供资金和减排情况，会有第三方的技术专家审评;督促发达国家在2020年之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鼓励其他国家自愿提供这种资助。

这些具体规定有助于推动各国减排和全球气候治理的透明化，并大大增强各国和地区在气候问题上的协调和合作。如果未来这些透明化措施能够得以执行，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将更趋完善。但是，这些纸面上的协议能否完全落实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此前发达国家曾经承诺在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这一承诺还未能履约。要真正落实《巴黎协议》、完善全球气候治理，还需各方以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思维战胜功利主义、“零和博弈”的狭隘思维，以实际行动落实雄心勃勃的目标。

《巴黎协议》提出的减排目标和机制，对推动能源转型意义重大。化石能源消费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特别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而二氧化碳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约70%。因此，要实施减排目标，势必需要在节能和优化能源结构两个方面做文章。以北京的大气污染为例，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专家在2015北京能源论坛上透露，北京空气中PM2.5的2/3和温室气体的3/4来自化石燃料。化石能源的生产、运输过程等同样也对土壤、水和大气带来了污染。

经济发展的目标在于让人们享受更自由更富足的幸福生活，以牺牲环境和人们的健康为代价换来的高速增长绝不是理想的结果。为了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人们生活的品质，全球必须尽快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进入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相结合的能源清洁利用时代。

可再生能源短期内难以撼动

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

《巴黎协议》将推动节能和能源结构的转型，全球能源结构必将更加清洁低碳。在《巴黎协议》达成后，绿色和平组织全球总干事库米·奈都表示，《巴黎协议》要求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尽快达到峰值，并在本世纪下半叶达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这意味着化石能源的历史最早可能在本世纪终结。

巴黎气候大会达成的协议，无疑会进一步加快清洁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的进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此次大会后，全球能源消费会立刻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能源结构的转型仍然需要一个较长时期。

英国石油公司(BP)的统计显示，在2014年全球能源消费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能源形式，它占一次能源使用增量的1/3，它提供了世界能源需求的3%，而10年前仅为0.9%。2014年全球来自能源使用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增长了0.5%，这一增速跌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

尽管可再生能源增长较为迅猛，但由于可再生能源往往还存在分散性、间歇性等特点，可再生能源发电大规模接入电网后，给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带来一定技术难度。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接入还有待微型电网、储能技术、智能用电管理等技术的成熟。同时，近年来煤炭、石油价格的大幅回落，也使得等热值的可再生能源相对价格较高，经济性难以显现。由于全球能源消费增速已大幅放缓，即使可再生能源在增量中占有较大比重，短期内可再生能源还是难以撼动化石能源的主导地位。

人类的能源消费大致经历了薪材时代、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总体的趋势是能源越来越低碳，能源的密度越来越大。短期看，由于天然气是相对清洁的化石能源，日益受到各国重视。同时，页岩气革命以及海上天然气的开发也为各国扩大天然气利用创造了条件。作为仅次于石油和煤炭的第三大能源消费品种，天然气消费的比重未来还会持续上升，人类会进入一个油气并重的时代。从长远看，随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约束的增强，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等可再生能源和核能或将成为能源消费的主导。

《巴黎协议》对中国影响几何?

至于协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认为，从短期和中长期看都不会对中国经济增速产生显著冲击。今年6月30日，我国政府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确定了到2030年的自主行动目标，即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60%～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尽管我国提出了较高的自主减排目标，但只要通过努力，我国实现上述目标也是有基础和条件的。随着产业政策的推动以及经济技术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对减排形成了有利条件。2013年，我国服务业在三大产业结构中占比首次超过制造业。今年前三个季度，我国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达到51.4%，超过了经济总量的半壁江山。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单位GDP排放的显著降低。而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的发挥，特别是节能技术和新能源行业的发展也有助于减排。目前中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已占全球总量的24%，新增装机占全球增量的42%。中国是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

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在显著下降。2014年，我国单位GDP能耗同比下降4.8%，创“十二五”以来最好成绩。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的能耗和排放强度将进一步下降。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当经济发展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进一步的增加，受产业结构调整和环境规制加强等影响，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曲线，这个曲线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般认为，当一国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就处于“倒U形”的拐点。去年我国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水平，这意味着我国污染排放将逐渐接近“倒U形”的拐点。

由于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或达到极限，近年我国已经提高了环保标准、加强了环保执法环境，并开展了碳排放交易。环境规制的加强对我国的钢铁、有色金属、煤电等重化工业会产生一定冲击，但也给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带来契机。总体上看，我国有条件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我们不必过度担心《巴黎协议》对我国经济增长短期和中长期的显著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