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困局下的山西路径

“煤炭20条”、“煤炭17条”、涉煤清费立税、煤焦公路运销体制改革……从2012年煤炭价格下降开始，为应对工业经济下滑、企业经营困难等问题，山西的救市政策弹就一发接着一发。但频繁推出的利好政策总是消化在更大规模的市场跌幅中，似乎政府再多的政策都赶不上市场洪流的冲击和裹挟。

山西阳泉一位主要领导的一席肺腑之言道出了该省各级官员的工作“新常态”：“现在经济下行压力确实比较大，宏观指标不乐观，经济发展举步维艰。我们只有努力工作、积极应对，尽量把外部冲击或长期形成的结构性深层次矛盾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化解到最小、最少。”

在逆境中求发展

今年，山西又先后出台了工业减负“60条”、促进工业稳定增长“19条”。山西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调研组，“60条”预估减轻企业负担约501亿元，“19条”则针对山西工业经济中的市场、融资、减负等突出问题进行了更为精准的扶持。目前，这些政策效应有了一定显现。前三季度，山西省规上工业增加值下降3.3%，降幅较上半年收窄0.6个百分点。而且鉴于同期基数冲减效应减弱，四季度山西工业运行有望保持回升势头。

山西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处处长陈国伟向本报调研组梳理了近两年多来山西应对经济下行的各项政策措施：“大概集中在三方面，一是减轻企业负担，二是狠抓投资、新上项目，三是保证银行贷款的接续。”

虽然在外人看来，这时候的山西在应对危机上似乎成效甚微，但记者从山西省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处处长任凯那里了解到，近年来省发改委一直对经济形势进行月度分析与研究。“监测频率是比较密集的。因为面临的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困难也比较多，所以我们每月都要和企业、部门、研究机构搞经济分析，省政府每月都要听取汇报，并对一些问题反复研究、反复论证，认识在不断深化，连续出台了应对措施。”

“投资确实不容易，今年山西应对经济下行，最有效的政策手段就是抓投资。”任凯说道：“年初投资还低于全国水平，现在已是高于全国水平了。而且，很多项目是战略性的，比如大张、太焦铁路的建设。山西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京津冀、环渤海，与中原经济区协调互动，需要先把交通基础设施搞好。”

今年，山西省以“百日百项工程”开工和“四个一批”工作为抓手，采取了下达投资目标责任状、月调度、周报告、投资进度和开工计划在政府常务会议室“上墙”、加强考核督查等多种创新办法来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前10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就完成10468.1亿元，增长14.2%，投资增速有了明显的回升态势。

对破解山西经济困局更有全局意义的是，从今年5月到9月几个月时间内，山西省相继召开三次推进大会，分别提出要在金融振兴、科技创新、发展民营经济三个方面实现突破，寄望借此为推动“六大发展”、实现富民强省增添新活力、注入新动力。

“推进‘三个突破’，省里是在下一盘大棋。比如融资难的问题，不就融资难说融资难，而是要营造一个解决融资问题的大环境。”任凯进一步分析称：“年初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与金融机构进行专题座谈，征求并梳理出山西金融领域108个突出问题，逐条研究、逐项解决，金融机构对我省这种做法纷纷点赞，信心增强了，支持力度也大了。”

面对经济下行和金融驱动力不足的双重压力，作为山西省金融振兴试点县之一的定襄，积极寻求破解金融发展困境、促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方法，制定出金融振兴20条实施意见和金融扶持民营经济14条举措，在融资担保、信用社改制、私募股权基金、企业上市融资等方面强化了金融服务支撑。如今定襄建行已为17户企业发放“助保贷”资金5550万元，邮储银行已为6户企业发放“助保贷”资金1960万元，还有10户企业使用“过桥资金”5270万元。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曾指出，科技创新是山西摆脱资源依赖、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山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激发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潜能。山西能否实现从资源依赖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科技创新城建设是关键一招。如今，山西科技创新城10平方公里的起步区已经启动，并首批确定了清华大学、中科院、中海油等23家入驻研发机构。同时，山西省还与中科院、国家基金委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实施一批重大科技合作项目，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和利用。

“现在煤炭主要是用作燃料，从国际上看，以后煤炭可能更多地要作为原料来用，所以我们希望在太原形成世界级的煤基低碳技术中心，如果有了重大的技术性突破，就会对山西带来革命性的影响。”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向本报调研组进一步分析道。

无论是金融振兴，还是科技创新，归根结底还是要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正所谓民企活则全局活。“‘三个突破’与中小微企业发展紧密相连，力图对中小微企业发展起到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今年山西省先后出台企业减负‘60条’、进一步支持小微企业健康发展措施‘13条’，以及10月底又出台了纲领性的《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针对性强、含金量高。”在山西省中小企业局副局长武晨阳看来，抓好政策落实、强化服务平台、扶持小微企业发展壮大、规划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实施“3个1”经营者素质提升工程、深化政银企保合作……山西对民营企业的扶持重视程度正在不断加码。

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主任曲剑午向本报调研组分享了他对山西近两年来一系列政策的观察。一方面是解缚，另一方面是减负，二者的共同目的都是鼓励企业更好地走向市场。过去，企业在市场中有很多束缚，很多负担，现在负担减轻了，手脚放开了，让企业自己到海里去游泳，就看大家的水性好不好了。

积蓄力量艰难转型

尽管经济下行压力巨大，但在一片浓云迷雾中，山西省也崭露出了转型曙光。前三季度，山西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中，非传统产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5.1%，提高3.6个百分点；非煤产业比重为52.2%，提高5个百分点；非传统产业、非煤产业投资占工业投资比重也分别提高了4.7、6.2个百分点。山西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山西工业增长结构、产业结构正趋于优化，产业升级步伐也在加快。特别是装备制造业，今年以来对山西工业增长贡献最大。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重集团”)作为新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个重型机械制造企业，近年来受煤炭、钢铁等行业低位运行的影响，其传统产品挖掘设备、煤机装备、起重机以及轧钢设备等都有所下滑，但其重视转型，深耕冶金、矿山、轨道交通、新能源、工程机械、海洋装备六大新领域，还是取得了积极进展。

“全世界最大的车轮车轴制造基地在我们这里。”太原重工轨道交通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闫耀州告诉本报调研组，由太重本部的轮轴产品生产部分、太重铁路工业园和智波高速动车组轮对工业园三部分组成的太重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是国内外唯一一家覆盖轨道交通用机、客、货、动、城轨等全系列各种规格型号车轮、车轴、齿轮箱及轮对集成产品的专业化研发、制造、检修和服务基地。今年出台的《山西省装备制造业三年推进计划(2015—2017年)》已将轨道交通装备列为优化重点推进行业之一。

如今，太重集团在国际上的关注度正在日益凸显。作为国际性的运输和物流集团——德国铁路公司正欲扩大国际供货商网络，在其已经确定的约40家潜在供应商里，太重集团被列入其中。德国铁路公司有关负责人也表示，目前太重集团生产的车轮组已经通过德铁技术检测。

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和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阳泉产业结构失衡的状况十分严重。他们在积极推动转型过程中遇到的一大制约因素就是土地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转型项目难以落地。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阳泉提出了发展“飞地经济”，在行政区划不调整的情况下，没有土地资源的城区、矿区通过把争取到的项目落地在周边县区的“飞地”园区，既规避了行政区划不合理带来的矛盾，又实现了县区间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通过发展‘飞地经济’，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均达到了新的高度。”阳泉市发改委飞地办负责人告诉本报调研组，如今阳泉市共有21个飞地项目从城三区(城区、矿区、开发区)“起飞”，11个项目落地，总投资53.5亿元，其中6个项目开工建设，且4个项目已投产或具备投产条件。

围绕转型，阳泉提出了具体且针对性强的发展思路——“稳定煤炭、加快电力、扩大煤化、做强装备、创新冶金、重组耐材、做大旅游”。在此基础上，阳泉开始在激活企业动能上下功夫。“从微观层面讲，企业是市场主体，经济运行主要靠企业，社会财富是企业创造的。”阳泉市的一位主要领导告诉本报调研组，在阳泉，政府与大企业之间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对中小企业则搭建了政企平台，通过中小企业帮扶基金、高新基础产业发展基金、综合产业基金，以奖代补撬动有项目的企业发展壮大。而且在抓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上，阳泉专门提出了“三个最”，即审批项目数量最少、审批时限最短、审批效率最高。

在采访中，本报调研组还了解到，阳泉市积极争取国家和山西省的政策支持，已争取到国家在全国部署的61个中小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城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政策支持。阳泉市发改委主任杨全生告诉本报调研组，如今阳泉市正在积极争取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市以及产城融合示范区，为下一步转型发展营造更为广阔的发展环境。

本报调研组在采访中还发现了一家由单一煤炭运销贸易产业成功转型到燃气新能源综合利用产业的企业——山西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新能源”)，这家企业原来扮演的就是“煤炭二道贩”的角色，但近十年坚持转型发展，目前已经是“气化山西”的主力军企业，拥有山西省100亿立方米天然气独家经营权及200亿立方米混合燃气资源主导运营权，也是山西省12户省级转型综改试点企业之一。

面对经济新常态，国新能源又在寻求突破，跨界发展中药材产业，欲打造山西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基地，还制定出燃气产业发展三年规划，力图把山西省燃气产业培育成产业集中度高、竞争优势明显的新兴能源产业。

转型还需政策助力

“无需对经济下行看得过于严重，经济运行本身就是波动的，而经济下行其实对经济结构自我调整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潘云认为，目前的情况对山西经济长远发展来讲是件好事。“如果大家都能认识到山西要调整产业结构，并做到通过转型谋求发展，可能十年以后，山西的经济会比现在好很多。”

这并非一家之言。陈国伟也表示，对于山西来讲，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局，改革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旧的体制束缚对山西影响颇深，必须深化改革，虽然会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痛苦期，但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然而重压之下，山西的转型路要如何走？无论是从战略发展、还是产业政策的角度来看，煤炭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仍然是我国的主导能源之一。“经济新常态下，企业只有‘解缚’才能再发展，再发展才能给社会创造新的东西。”中国(太原)煤炭交易中心副主任阎世春认为，现在企业的出路就是想方设法降成本，包括资金成本、人力成本、材料成本，但用电成本占的比重更大。“如今煤炭价格降了这么多，工业用电的电价却没有变。只有所有的成本都降企业才能活。如果国家能降低工业用电的价格，企业的负担就会少很多。”

此外，阎世春还向本报调研组道出了他的担忧，“不景气的煤炭行业，并不能完全靠自身缓过来。如果放任其自由发展，可能会导致很多不安定因素。因此，需要国家强制性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以保其稳定发展。”

对此，潘云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要化解煤炭行业的困难，尽快走出举步维艰的状态，这很重要。煤炭行业人员众多，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还会影响社会稳定。尤其在经济下行期间，就业、社会保障还有低收入人群的补助，这些是必须做好的。所以从国家层面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调研采访中，多位专家、学者及官员在谈到政策救市、谋求发展上均呼吁，国家或政府部门出台政策，需要认真转变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政策内容要切合实际，绝不能闭门造车。

“有时候，政策出台了却很难落实，不是不想落实，是政策跟企业没关系。”山西省中小企业局发展规划处处长郑彬建议，把提出政策诉求的主体变为企业，政策肯定能落到实处。“企业有什么困难，企业最清楚。当这个困难确实波及到一定面积或企业诉求达到一定量的时候，政府就必须出台政策，不出政策，法律规定追责。”

潘云也直言，如今政策更多的是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从企业角度出台的政策比较少。他建议，根据不同类型企业出台相应政策，这样对企业的影响会比较大。“不同类型的企业根据其需求可给予不同的重点支持。比如小微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落实政策；对中型企业而言，减税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融资问题的解决，防止企业资金链断裂；大型企业则应该在市场开拓上，在技术创新上，给他们扶植政策，让他们牵头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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