霾怨：政策给力 效果无力？

11月30日巴黎秋高气爽，举办举世瞩目的气候大会，国家发改委同步发布有关电力改革的6份配套文件，而京津冀等地区却再度陷入重度雾霾，这三件事在微信群里以互联网时代特有的高效和快速进行着疯狂的传播，而就在此刻，所有人也都在这样的传播中几近人格分裂：这么高大上的全球气候峰会，这么给力的政策措施，为何却仍然有这么令人崩溃的雾霾?

今天还听到一件扰心的事，一位有环保主义意识的朋友，为了践行绿色出行的理念，决定购买一辆纯电动汽车来代步，这本是好事，但为了能够在居住的小区安装充电桩，却费尽了心机，期间的艰难令这位城市资深居民不堪回首，现如今终于是安装好了充电桩，不过预定好的车子却还没有来，在等待车子到来的时刻里，城市交通的拥堵却又成为他心中的烦恼。

再有，今天读到的一篇美国学者写的论文令我印象深刻，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交通能效问题。作者对美国20多年来执行的汽车燃油经济效率改善政策及其效果进行分析，结论令人震惊，那就是，汽车能效的提高并没有带来汽车能源利用上的节约，相反，美国在过去的20年里汽车能源利用量不降反升，体现在减排效果上，也就是说这么多年来本来为了减排的汽车能效政策反而却增加了排放。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近期著名的网络打车软件“滴滴出行”与新华社新媒体中心联合发布了一份城市出行报告，报告显示，“互联网+”城市交通与经济发展正相关，提升了居民的出行便利度及幸福感，全国一二三线主要城市的智慧交通发展存在巨大空间，将释放更多红利。其中的一个红利，就是体现在绿色出行上，根据该报告，出租车满载率较高的上海、北京相对地有着较高的绿色出行效率。

以上的故事和研究结果告诉我们什么了呢?我想，最主要的启发在于，要治理雾霾，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最终实现绿色发展，除了要掌握目前所知的各种重要宏观政策工具和抽象理论知识之外，还必须深入到雾霾等环境问题形成的微观机理中，并通过把握这些旧的和新的微观机理来真正解决和应对雾霾等环境问题。尽管这些微观机理也许还暂时无法纳入到全球和国家等层面的议事日程中，或者这些微观机理甚至不被当下的主流理论所接纳，但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左右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发展。

为何治霾成效永远跟不上公众的期望?

在公众眼里，为何在经过了各种国际蓝、活动蓝后，仍然要经受一次又一次的重霾折磨呢?其实这与公众心理的改变有关，雾霾仍旧还是原来的雾霾，但是有关雾霾的信息却在不断完善，同时雾霾治理的预期也在随之加强，在较高的预期下，公众的期望其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雾霾治理的可能速度，这样一来，每每当雾霾有所好转时，又会继续强化公众的期望，所以，一旦雾霾继续不期而至时，各种失望和抱怨就会席卷重来。

为何雾霾有时候会越治越糟糕?

那么，怎么理解雾霾的实际治理成效呢?尤其是，为何看起来非常理想的一些政策，以及实施非常严格的政策会适得其反呢?就譬如之前所提的汽车燃油经济性的问题，能效提高却反而扩大排放?这是与政策没有处理好微观上的问题有关。主要原因在于，从微观消费的角度看，选用能效水平更好的汽车后，消费行为并不会因为这样的选择就停止，消费者会在新的能效水平上做出新的选择。尤其是，当高效能的汽车帮助消费者节省了汽油费支出后，这部分节省下来的支出又会对新的消费行为(譬如汽车的行驶)带来激励，也就是在能效提高后，消费者开车的数量增大，如果这个增加的幅度高于能效水平提高幅度的话，那么，从最终的结果看，就反而会体现为消费了更多的汽油，排放了更多的尾气。因此，如果不真正了解这些存在于宏观政策背后的微观机理，就无法做出正确的政策选择。

“给力”政策的效果却如此“无力”?

另外的一种情况是，有些政策看起来很“给力”，但执行起来却很“无力”，就好比刚才提到的电动汽车的例子，明明是一项千好万好的好政策，但实施起来为何这么困难?原因不难理解，这是因为，所有的政策都需要配套政策，也许配套的政策又需要更多的其他政策进行“再配套”，在这个政策的链条中，缺了哪个环节都不行，否则都会落得个事倍功半的结果。再拿电动汽车的例子来看，除了充电桩的安装问题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它上路之后会不会加剧城市的交通排放?答案是极有可能。这是因为，当电动汽车作为私人交通工具进入到交通市场后，就会因其成本的低廉(有很多补贴的好处)而大大增加道路的负担，从而令城市交通变得更加拥堵，此时，尽管电动汽车的用电不直接排放尾气，但它用的电在发电过程中，却要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以及拥堵增加了常规汽油车辆的负担，加剧了这些车辆的损耗及尾气排放。这样一来，如果不对这些问题未雨绸缪的话，即便我们提高了电动汽车的拥有比例，却也不能真正地给城市带来绿色交通，低碳交通。

为何创新治理方式难以被接受?

最后，在雾霾的治理和应对中，因互联网的出现，我们本应有更多的创新思维和政策工具，不过，从现实的情况看，这样的创新很难出现，而且即使出现了也很难被现有的体制机制所接受?为何呢?主要的根源仍在于，与雾霾相关的行业、领域及政府部门能否从绿色发展、美丽中国建设的政治高度来承担其中可能存在的一些风险，并积极化解这些风险。究其因，总体上，从政府到市场，仍然缺乏试错的勇气、改革的勇气和承担风险的胆量。拿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专车为例，如果通过“互联网+”的模式可以提高城市出租车的满载率，进而降低交通耗能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还一定要在监管模式上求全责备，非要将它限得死死的不可?我们就不妨试试看，给专车等多元化的出租运行模式一个试验的机会，来最大程度地提高城市交通出行的效率，降低其总体的排放。

总之，在雾霾的治理进程中，我们仍需积极探索各种微观上的规律，而现有的各项政策也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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