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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大会或成新能源发展转折点

来源:
时间:2015-11-30 16:0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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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气候大会或成新能源发展转折点11月3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抵达巴黎,并将在开幕

11月3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即“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抵达巴黎,并将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会议持续至12月11日,共有147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参加会议的还包括来自全球的近2000个非政府组织,参会人员超过4万人。

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达成关于2020年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协议。大会如果取得成功,将是全球向清洁能源发展的转捩点,也将开启国际气候合作的新纪元。

6年前哥本哈根会议未能就2012年后的全球减排安排达成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此后几次会议艰难推进,2015年的巴黎会议与之相比有了什么不同?气候会议进入巴黎时刻,又能否开辟气候治理的新纪元呢?

气候谈判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

“从目前的情况看,此次大会是自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以来,谈判条件最为成熟的一次。”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教授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唐新华博士认为,目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大环境已明显好转。自哥本哈根会议以来,新能源技术的成本在快速下降。2014年,全球经济第一次在能源排放不增加的情况下实现增长,走低碳转型发展之路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可行的。这一新的变化,打消了过去认为减排将遏制经济增长的普遍担忧。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两个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其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42%。中美分别在2014年和2015年达成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这一重大的政治意愿为全球气候谈判带来巨大推动力。中国与美国、欧盟、巴西、印度等已就气候变化签署了多项双边声明,提前化解了此前纠缠谈判进展的诸多分歧。

与6年前哥本哈根大会相比,“巴黎大会”最大的不同在于气候谈判模式已发生根本性转变:自上而下“摊牌式”的强制减排已被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所取代。行动模式的改变,简化了谈判的难度,增加了达成可能性。

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前,各国期望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目标的减排协议,失败的结局证明此模式行不通。此后,谈判朝着软性的框架推进,各国可采取无强制约束和标准的减排承诺。在巴黎会议之前,计划参会的197个国家中已经有超过160国提交了自主减排贡献方案,这些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0%,碳排放总量也占全球总量的88%。

发达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如何落实?

虽然巴黎气候谈判的氛围要好于历史任何时候,但这最终草案文本中仍然存在很多关键分歧。首先就是资金问题。

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扩大气候资金支持(绿色气候基金),2020年前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到2010年坎昆会议,发达国家再次承诺利用各种来源的资金(公共和私人、双边和多边,以及替代能源)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需求。但五六年过去了,发达国家气候援助资金距承诺目标差距很大,去年才勉强凑了100多亿美元。

此外,有些发达国家不愿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坚持认为打破技术转让壁垒只限在发达国家之间,有意保护自身技术优势。

新协议是否有法律约束力?

此次巴黎气候大会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是达成一个适用于所有缔约方、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然而,想要达成这一协议,并非易事。

据报导,美国国务卿克里称,巴黎气候谈判不会达成一项从法律上要求各国减排的“条约”。针对这一言论,法国总统奥朗德回应,如果所签署的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就相当于没有达成协议。

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邹骥认为,协议的法律效力并非是绝对意义上的强制力,而是通过达成协议来形成一种倒逼机制,以促进各国进行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从而促进全球环境治理体制的升级。

中国为气候治理做了多大贡献?

国家主席参加气候大会,这对中国来说史无前例、意义深远。“这充分表明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视,其不仅是一个负责任大国应尽的义务,也符合中国当前调整经济发展模式的迫切需要和积极愿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珂说。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基本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强制减排义务。即便如此,中国近年来自主自愿采取减排措施,加大实施力度,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今年6月,中国正式向联合国提交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0%左右,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45亿立方米左右。

中国还计划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并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中。

这份“绿色答卷”成色如何?专家估算,上述60%至65%的减碳目标,意味着2005年至2030年间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率须维持在3.6%至4.1%。而美国和欧盟1990年以来的碳排放强度年均降幅均约为2.3%,低碳转型表现突出的英国和德国也仅为3%和2.5%。

世界自然基金会等18个非政府组织发布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的气候变化行动目标已超过其“公平份额”,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承诺的目标与其历史责任和能力不相称。比如,美国和欧盟的行动目标相当于其应承担“公平份额”的五分之一,而日本的行动目标只相当于其应承担份额的十分之一。

除了加强本国气候治理,中国也没有忘记其他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应对能力较弱的发展中国家。今年9月,中国宣布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少国家和国际机构对此深表赞赏,认为中国这一举措对世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贡献,展现了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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