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经济形势严峻 专家：产能过剩是主因

尽管已经进入传统用煤高峰的四季度，但煤炭价格依然延续着“跌跌不休”的态势。中国煤炭经济30人论坛与会人士认为，对于煤炭企业而言，摆脱困境一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化解过剩产能，增加产业集中度；另一方面，要通过控制产量，使煤价向理性回归。未来，要建立产业管理部门参与协调、大企业牵头的煤炭产业制衡机制，才能缓解煤炭产业面临的困难。

最新一期（10月28日至11月3日）的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显示，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报收379元/吨，再次刷新最低纪录。

受煤炭价格持续下滑的影响，煤炭企业经营状况不断恶化，煤炭开采业已经濒临全面亏损。在艰难脱困的道路上，煤炭产业究竟该何去何从？

煤炭经济形势严峻

中经煤炭产业景气指数报告显示，经初步季节调整，2015年三季度，煤炭产业实现利润同比下降60.2%，连续14个季度呈现同比下降趋势；销售利润率为1.3%，比全部工业平均利润率低3.9个百分点。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煤炭经济30人论坛上，内蒙古伊泰集团董事长张双旺说，面对煤炭产业严峻形势，伊泰集团虽然人员负担不重、工效相对较高，但已经感到十分困难，企业连续运行30年没有亏损的纪录可能会被打破。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党委书记华炜表示，该集团旗下的红柳林矿用工少、产量高、资产负债率低，在诸多方面占尽优势，是代表国内最先进产能的高产高效矿井，目前同样处于亏损局面。可想而知，当前的煤炭企业生产经营有多难。

“山东省煤炭经济形势在去年持续低位运行的情况下，今年又急速下行，形势极为严峻。”山东省煤炭工业局局长乔乃琛表示，当前山东省煤炭销售竞争激烈，价格继续下跌，产成品资金占用和应收账款居高不下，企业效益大幅下滑，亏损面加大。

产能过剩是主因

专家认为，导致煤炭产业陷入困境的是产能严重过剩。山西省煤炭工业厅副厅长牛建明表示，由于前期重组整合的煤矿进入投产高峰期，今年前9个月，山西省煤炭产业各项指标中只有库存处于增长态势。目前，山西省煤炭库存增加到5000万吨，占全国煤炭企业库存的一半之多。

福能电力燃料公司董事长陈本佑认为，近年来，我国煤炭产业实施了一系列的并购重组，但产业集中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内部过度竞争，科学的生产秩序难以构建，加之企业数量众多又极为分散，在与下游产业对话的价格策略中，难以形成合力。

淮北矿业集团董事长王明胜表示，从本质上讲，煤炭产业的困难是供给总量大大超过需求总量，但其背后是由巨大的投资推动，导致资产负债率过高，财务成本不断上升。煤价跌至目前的境况，煤炭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已经难以为继。如果任由这一形势继续发展，会使得越来越多的煤炭企业垮掉，而引发巨大经济社会矛盾。

“产能的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煤炭产业要彻底摆脱困境，关键是化解产能过剩。”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吴吟认为，煤炭产业必须先把减量退出的路子确定下来，发挥好法律法规的作用；同时，要建立常态化的产能退出机制。

乔乃琛说，建议国家层面制定压减目标，根据各省实际逐一下达压减计划指标，并作为当地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实行“产量”一票否决。同时继续严格控制煤炭生产能力增长，暂缓办理核增煤矿生产能力项目，严厉打击煤矿违法违规建设生产能力，加大煤炭供给总量调控力度。

华炜表示，煤炭企业应该主动退出落后产能，尤其是效益差、人员负担重的煤矿，要想方设法有序退出。这对缓解产能过剩可以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有助于企业减少困难程度、改善经营状况。

建立控产保价机制

不少专家认为，要扭转煤炭产业的窘迫形势，关键要牵住价格这个“牛鼻子”，千方百计稳住煤炭价格，使煤炭价格向理性回归。

华炜认为，在产能过剩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之前，煤炭企业应该形成合理控制产量的运行机制。例如，在春节期间，停产关闭2个月，实行每年生产10个月的生产制度，以解决煤炭供给过剩、煤价非理性下跌的问题。

“煤炭企业困难的本质是价格问题。”同煤集团董事长张有喜说，虽然目前已经进入传统用煤旺季，煤炭价格依然继续下跌。这与煤炭企业被迫竞相降价的恶性竞争密不可分。不过，降价只会使煤炭市场进入恶性循环，使产业形势进一步恶化。因此，有必要建立产业管理部门参与协调、大企业牵头的煤炭产业制衡机制，抵御或缓解煤炭产业面临的困难。

中国华电集团副总经理邓建玲建议，鉴于煤炭价格的大幅下跌和煤电联动机制的作用，新一轮电价下调或已箭在弦上。如果成行，毫无疑问会再次波及煤炭产业，导致新一轮的煤价下跌。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煤电价格平衡机制，形成长期稳定的煤电共赢模式，让煤电双方都能健康稳定运行。

中国煤炭经济研究院院长岳福斌认为，当前煤炭保价可以采取两个办法。一是由政府限定最低的煤炭保护价格，尤其是电煤保护价格，形成以煤炭价值为基础的市场价格；二是煤炭企业可以在《反垄断法》的法律框架内，抱大团组建煤炭价格联盟，避免煤炭价格继续非理性下跌。

岳福斌建议，组建煤炭价格联盟，可以由大企业牵头，发动众多煤炭企业共同参与；或者分区域、省份分别组织，而后在全国范围内联合，由此形成简单的价格协议联盟，并逐步完善，建立有力的制约机制；必要时可由政府和企业联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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