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能源转型路在何方？

如今，伴随日本核电进退维谷的是化石能源回归，加上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发生变化，日本新一轮能源转型前途未卜。

9月底，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前往加拿大交换合作备忘录，确保加拿大为日本提供新能源汽车电池生产不可或缺的镍、钴和锂等原材料。此前，他远赴非洲，访问纳米比亚、安哥拉、刚果（金）、赞比亚和马达加斯加寻求电池生产的“重要矿物”供应。

日本至今已经历多次能源结构调整，但能源资源禀赋的匮乏使其一直无法摆脱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如今，伴随日本核电进退维谷的是化石能源回归，加上全球能源供应格局发生变化，日本新一轮能源转型前途未卜。

核电“大跃进”下的不安

日本第一次能源转型要追溯到二战结束后的经济复兴时期。当时，日本能源需求大幅增加，为此，日本政府出台政策将能源供应重点从国内煤炭转向海外石油。10年间，日本能源自给率从58%骤降到15%。由于近80%的能源需求依赖进口原油， 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令日本经济在战后首次出现负增长。由此，日本意识到严重依赖进口能源的风险，为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日本政府开始推动包括核能和天然气在内的能源多样化转型。

1970年至1985年，日本建成15座核电站，共计30多台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2300多万千瓦。此后十多年，日本核电增速也并未放缓，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日本共建成核电站51座，发电能力约为4292万千瓦，占全国总发电量的37%，成为仅次于美国、法国的世界第三核电大国。但此后由于接连出现严重的核电事故，日本社会对核能利用的看法随之变化。随着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日本反核运动迎来高潮。此后，围绕日本核电接连爆出的一系列丑闻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社会对核电的反感情绪。尽管日本政府自千禧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恢复民众对核电的信心，但2011年的福岛核事故最终让日本社会对核电的信任彻底崩盘。

能源转型“失去的十年”

2011年福岛核事故至今，日本又经历一次新的能源转型，但这次不是向前而是后退：核电机组大量停机迫使日本回到了依赖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的老路上。

日本经济产业省资源能源厅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日本电力供应仍严重依赖石油和天然气。2021年，日本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比仅为27.1%，天然气发电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几乎等于全部新能源电力的占比。

这一背景下，日本对能源供应充满焦虑。日本政府发布的2023版《能源白皮书》指出：“一次能源自给率仅为13.3%的日本正面临危机。”特别是在获取液化天然气（LNG）方面，国际液化天然气进口国集团年度报告显示，日本长期合同确保的LNG输入量自2020年起逐年下降。而随着亚欧LNG现货价格指数的关联加强，在欧洲大肆抢购导致LNG现货价格飙升局面下，未来两年，日本必然会面临LNG进口价格上涨。

日本经济产业省石油·天然气课长早田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公共和私人机构需要共同努力，通过重新启动核电站、最大限度利用火力发电站，并为节约电力和天然气提供奖励，以避免电力和天然气供需紧张局面的出现。但问题是这些紧急措施能持续多久？”

风光项目开发陷入困境

日本也曾利用扶持政策要求电力公司以高价收购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所发电量，从而推动企业入局光伏产业。日本的夏普、京瓷、松下和三菱电机在本世纪初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的光伏头部企业。然而，好景不长，此后的十年间，日本企业逐渐被挤出光伏产业主流。近年来，日本本土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企业日渐萎缩，目前只剩京瓷和夏普两家制造商。另据日本环境省估计，到2040年，光伏电池板报废量将达到每年80万吨。由于产业链不完善，如何处理报废面板也成为困扰日本的难题。

此外，日本还曾将海上风电开发视为能源转型的王牌，计划到2030年，海上风力发电量达到1000万千瓦，并于2040年提高至3000万千瓦。但是，即便海上风电发电量能够达到1000万千瓦，也只占日本总发电量的不到2%。

同时，有分析人士指出，日本陆上多为山脉丘陵，海上又缺少浅水区域，风能资源开发潜力有限。因此，日本风电开发只能围绕浮式海上风电，不仅成本高昂还要考虑到台风多发造成停机的损失。另外，由于对渔业的影响，海上风电开发还要征求日本渔业团体的意见。

今年9月，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贿赂众议院议员的罪名起诉日本风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前任社长，日本经济产业省也宣布停止对该企业的补助。作为日本风电行业的先驱，日本风力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在日本国内经营着30多家风电厂，装机容量超56万千瓦，此次的贿赂丑闻不仅对企业的经营活动造成重大打击，也使日本海上风电项目前期规划的科学性、项目竞标的公平性受到质疑。

新一轮转型推进艰难

重重压力下，日本不得不重新规划绿色能源转型方案，《实现绿色转型基本方针》（以下简称《方针》）随之诞生。日本政府今年对《方针》进行修订，规定重新启动核电站、开发新一代核电机组、支持对氢氨的研究利用、促进能源保障并引进可再生能源等一系列能源转型措施。同时，法案也引入了辅助绿色转型的经济措施，包括10年内发行20万亿日元的绿色转型债券、促进超150万亿日元的公共和私人绿色转型投资，还有对碳排放收费的“碳定价”措施。

8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环境省等相关政府部门在绿色转型实施会议上表明，将利用绿色转型国债募集总额超过1.2万亿日元资金，用以支持对氢能生产利用和下一代核电机组研发的投资。

从《方针》和会议内容不难看出，日本将氢能和核电摆在转型突出位置，但作为对能源转型未来的押注，日本的“氢核”布局充满争议。

日本《氢能基本战略》提出，到2040年，日本氢用量将增长6倍至1200万吨，同时公共和私营部门也将在未来15年合计投资15万亿日元以推广氢能应用。日本政府也计划将氢能打造为支柱产业，并以此为基础向海外扩张。

然而，当前日本对氢能技术积累多集中于应用，氢能难以作为新能源解决日本依赖能源进口的老问题。川崎重工执行董事、能源解决方案和船舶公司及氢气战略部门副总裁西村元彦表示：“用可再生能源和国内生产的氢气来覆盖日本巨大能源消耗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来自海外廉价、稳定的氢气供应，日本不仅会在经济上陷入被动，也会面临能源安全风险。”川崎重工曾于今年2月购买了来自澳大利亚的氢气，但澳大利亚相关分析人士指出，日本从澳大利亚购买的是由煤炭制得的灰氢，本质上是向澳大利亚转移碳排放。

有业内人士指出，日本氢能供应的最佳出路是推动核电制氢，但这就牵扯出日本核电重启进退两难的境遇。

日本政府于今年通过《核能基本法》修正案，提出国家有责任采取必要措施，通过核能确保稳定的电力供应，同时还批准了将核电机组运行期限提高至60年的法案。

然而，重启核电并延长机组运行期限的安全性一直饱受争议。以关西电力公司旗下运行已近40年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为例，该机组2004年曾发生冷却管道破裂事故，导致5名工作人员死亡。

不仅重启艰难，停机的核电机组也给日本能源转型“拖后腿”。据日本非营利组织“原子力资料情报室”秘书长松久保肇分析：“过去十年，如果把核电站的维护成本和政策成本都算在内，至少已经达到23.5万亿日元，核电站发电的成本已经上升到59.5日元/千瓦时。”与此同时，日本的绿色能源转型投资中至少有1万亿日元将被用于开发和建设新型核电机组，但松久保肇却对此表示担忧：“这样的决定欠缺对费效比的考量，过度投资核电站将抑制对其他新型能源的投资，从而拖慢日本能源转型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