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继海：打造万亿元级秸秆产业化托拉斯

关于生物质能在国内的发展前景，一直都是质疑多于看好，资源收储运难、项目经济性差、融资难等都成为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一些质疑观点的重要依据。 　　但看好这个产业未来的人同样立场坚定。日前，国际绿色经济协会“逆势而为”，在京成立我国首个秸秆产业化联盟，提出打造中国秸秆产业化托拉斯发展模式，试图以此为生物质能产业推开一道发展大门。为此，《中国能源报》记者专访了国际绿色经济协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邓继海。 　　产业化核心理念是打造“绿色经济” 　　中国能源报：国际绿色经济协会选择从秸杆入手启动产业化是出于何种考虑？ 　　邓继海：我国每年有7亿吨以上的农业废弃物，如果不加以利用，必然会造成环境污染。近些年，我国鼓励农林废弃物收集、处理和综合利用的政策一直在加强。事实上，很多地区在禁烧农业废弃物的过程中动用了不少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只堵不疏，无法解决农业废弃物的污染问题。 　　因此，我们认为秸秆的产业化应该是解决包括大气污染在内的污染问题的一个必由之路。 　　从产业化角度讲，我们一直认为这些农业废弃物是可再生资源。因此，我们提出组合秸秆“五料化”（即饲料化、肥料化、能源化、基料化、原料化）利用所有技术路线的企业、专家，金融机构等，建立秸秆产业化联盟，搭建一个专项平台，集产业力量关注处理农业废弃物，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一个新型的产业经济来做。 　　中国能源报： 我国现有政策一直是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其与秸秆的产业化有何区别？ 　　邓继海：关于农业废弃物，目前我国没有专门涉及产业化的政策文件，但是分散在各个部委和各个专项上有推动产业化的相应支持。 　　从市场层面讲，为什么我国秸秆的综合利用总是不能脱离补贴，总是不能形成产业规模和集群化效应，也不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原因就在于只关注综合利用，而不是将其作为产业来推动。 　　秸秆产业化与综合利用，其根本区别在于综合利用只是循环利用，产业化一定是符合市场价值的。我们联盟提出的产业化核心理念，就是要使秸秆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类别。 　　我们认为综合利用是一个避免秸秆问题成为减法和负数的做法，而秸秆产业化是把秸秆作为在经济和环保层面做加法的一个新的经济支柱。秸秆的利用在一定比例范围内，基本是年复一年的，只要有农业废弃物，就需要解决环境保护和疏堵结合的问题。而要解决疏堵结合问题，就需要将其变成经济产值。 　　没有产业元素集群很难盈利 　　中国能源报：就联盟目前的尝试而言，秸秆产业化的经济产出情况怎样？ 　　邓继海：我们一直认为秸秆能源化，或者生物质能源化，需要有一个更加产业元素集群的做法来使成本相对降低和可控，从而提升效率。所以我们在内蒙古兴安盟做了几个构思和布局的设计。 　　我们提出“五纵五横”的产业布局和产业集群，“五横”就是“五料化”利用，“五纵”指的是五个产业核心环节，秸秆的收集、储存、运输、加工、销售。“五纵五横”就是要把“五料化”利用和五个产业核心环节全部集群起来进行优化设计和布局。如此一来，盈利和市场化的要素就形成了。 　　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已经落地的一个集群式的秸秆项目，就是从收储基地开始做起，植入一个企业帮助农民收集、打包、运输秸秆，这样可使农民付出的参与成本相对较低，秸秆原料价格就变得可控，进而加工企业原料的收购也相对稳定可控了。在加工秸秆时，第一步先榨取工业糖浆，而工业糖浆的市场价是900元/吨，项目利用这一步盈利支撑秸秆的收储运输和加工的投资成本。下一步会把剩下的废料，卖给附近养殖场，这又是一笔收益，大约300—500元/吨。这样一来，同样一吨秸秆榨取了市场价900元/吨的工业糖浆，紧接着作业化流程就进入了生产新型板材的工厂，而板材市场价为2000元/吨。因此，同样的一吨秸秆，原来只卖900元，现在变成了3000元，收储基地又可控,因此不管后面是能源化还是原料化，这个集群都是可以盈利的。 　　中国能源报：收储运这个问题解决了，产业化的路径也就容易了？ 　　邓继海：解决“收储运”只是第一步，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提高组织化程度，产业化本身的项目是需要优化布局和组合的。所以秸秆产业化联盟要打造一个秸秆产业化的托拉斯，优化布局一些项目，根据区域具体情况，设计技术路线图，帮助企业落项，使各企业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合理的优化搭档，这是联盟可以发挥最大价值的工作方向。 　　秸秆产业化的利用一定是区域分布式的。我们要建立秸秆产业化的托拉斯，核心是“五料化”利用的效率 “纵横交错”优化起来，没有任何地区只做能源化，只做原料化或饲料化，根据地区特定情况设计不同的技术路线图，要知道没有“组合”很难实现项目盈利。 　　秸秆产业化市值在万亿元以上 　　中国能源报：秸秆实现产业化将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 　　邓继海： 在秸秆“五料化”利用的产值上，饲料化产值接近于秸秆本身处理的过程，约600-800元/吨。秸秆“原料化”如果做新型建筑材料等应用，产值相对比较高，如果做得精一些，产值在2000元/吨以上，而且转化率可达95%以上。秸秆“肥料化”也有比较大的市场产值，如做有机复合肥能达到2900元/吨。“能源化”方面，现有利用方式中，比较成熟的是生物质发电和成型燃料，这两种利用方式受补贴推动，主要是为了普及就地消耗的农村能源。 　　“能源化”为什么要依赖补贴？因为投入成本巨大，其市场价值还不能完全依赖市场本身的收益实现收支平衡。所以综合来看，秸秆产业化，如不计成本，每吨秸秆转化的经济价值基本在1000元左右。 　　我们目前粗略估算，我国农业秸秆的产业化市值在万亿元以上。我们认为这7亿吨的量有80%是可以综合利用的，也就是说有5亿吨以上的秸秆是可以产业化的。 　　中国能源报：绿色金融将在秸秆产业化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 　　邓继海：秸秆产业化发展，除了技术路线的优化组合外，项目所需要的先进装备、赢利周期与市场供应关系都需要金融助力。 　　绿色金融将有效解决秸秆产业化装备制造环节的融资租赁问题，大大改善整个产业的生产能力，在市场供应关系与产业链组合方面，金融可促进项目形成良性循环。更为重要的是，创新市场化金融体系，建立若干区域经济集中性的秸秆产业化项目引导基金，将以区域为布局，提升秸秆综合利用的产业化能力。 　　产业化内容不会脱离“废弃物” 　　中国能源报：现在有人也在提倡种植能源，对此您如何看？ 　　邓继海：从农业生产乃至粮食安全角度考虑，我国不主张农业非粮化，要确保18亿亩耕地的红线，这是底线。因此，不太可能为了能源去占用耕地，甚至趋近18亿亩耕地的红线。从大格局来看我国不会提倡种植能源。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保障这个底线的基础上，有一些废弃用地，如荒漠化石漠化地区，以及一些丘陵、沼泽、戈壁、沙滩等，这些地方生产效率极低，开发代价巨高，也不是18亿亩耕地的红线延伸出的地段，而这类土地在中国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可以进行能源种植。 　　我们在内蒙古的科尔沁右翼中旗有一块相对的荒漠化地段，因为粮食生产不稳定，而且面积巨大。这种既要修复土壤、又要有经济产出的项目，我们就做了种植能源的尝试。 　　中国能源报：将来会考虑延伸其他原料来源吗？ 　　邓继海：我们的产业化源于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比综合利用多了一些经济增长的思路，现在还不需要考虑以“种植”来为新的产业贡献。即使延伸也还是废弃物，如林业废弃物，这个量也是巨大的。 　　我们认为这个扩张不是一种原材料寻找的扩张，而是同样在废弃物里面做文章，比如我们会把我国每年30亿吨的畜禽粪便作为废弃物进行处理，跟秸秆产业化一起，作为一个新的产值。 　　我们打造的秸秆产业化，其实就是把农业废弃物、林业废弃物，种植和养殖的废弃物全部涵盖，这个产业化可以带动的产值更加巨大。 　　事实上，目前中国生物质领域的装备还很落后，目前已经有多家央企和科技装备创新企业在进军生物质利用装备领域。新的装备制造业领域开启时，就能为农业装备制造打开一个巨大的市场。秸杆产业化虽然切入点很细，但打开后就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循环，包括现代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等。 　　政府应有所作为 　　中国能源报：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应如何推进生物质能发展，才有可能与煤炭这样的传统能源竞争？ 　　邓继海：不管市场层面有多大的落差，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去年“习奥会”期间，中国把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从原来的2030年15%提升至20%的高度。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生物质能源将成为主要增长点之一， 只依靠光能、风能等是不现实的。 　　生物质成型燃料与煤的竞争，是市场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 政府应有所作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当市场永远有选择权的时候，毫无疑问就会逼迫性地不断消耗化石能源煤炭，只有那些精密度要求比较高的领域，如造纸等，才能使生物质成型燃料有一定的市场。不是因为生物质燃料的价值或价格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是因为过去煤炭的资源代价是被忽略掉的。 　　中国能源报：为了使秸秆产业化实现预期目标，促进我国生物质能产业更好发展，您有何呼吁或建议？ 　　邓继海：我觉得生物质能要想取得长足发展， 需要两方面的支撑。一是国家和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出台各种机制来保障生物质能源的稳健发展，包括补贴等。二是促进建立市场运行机制，借助平台经济，组合科技、金融、市场供应、产业链等产业功能，行业协会及代表性龙头企业也应发挥积极作用。 　　在推动环境污染治理方面，国务院出台了第三方治污机制，污染方付费、第三方治理、市场化运作、政府支持。建议在秸秆产业化方面，也可仿效第三方治污机制，建立一个“政府引导、农业生产者联动、第三方专业机构综合利用、市场化发展”的综合政策，推动秸秆产业化形成绿色经济增长点。同时，呼吁各相关企业积极投身秸秆产业化相关的装备制造及平台经济行列中来，共同打造一个适合秸秆产业化发展的商业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