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独立：中国这条“长征路”怎么走?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油气等能源价格暴涨，全球能源危机阴云密布，世界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能源安全。对一国发展而言，能源独立的重要性愈发突显。

步入“十四五”，处在迈向“双碳”目标关键窗口期的中国，该如何寻找一条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的根本出路，实现能源独立?

7月8日，中国新闻社国是论坛与能源基金会举办“加速构建面向双碳目标的现代能源体系，寻求解决能源安全问题根本出路”专题研讨会，11位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能源安全是保障国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

陈陆军在代表主办方致辞时表示，能源安全是保障国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命脉，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工业粮食”。当前，世界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全球经济总体下行压力不断累积。受全球供应链不畅、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国际天然气、电力、油品短缺问题愈演愈烈，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加深了世界各国对能源安全问题的担忧，也让各国开始重新审视过度依赖化石能源而造成的潜在风险。

我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也是能源进口大国，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形势、内部经济发展新态势以及“双碳”目标能源转型进程，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能源安全”上升至与“粮食安全”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对保障我国能源安全、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新的挑战与要求。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先立后破 煤炭仍是“压舱石”

邹骥表示，在能源安全问题上，中国是富煤国家，煤炭在今天仍是“压舱石”，端稳能源饭碗，煤炭起着关键的作用。

邹骥直言，依据中国当下富煤、少油、缺气、多可再生资源的国情，在当下要依靠煤炭，又要逐步低碳化，是对我们智慧的一个重要考验，这里有一个过渡过程，转型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可能要历经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四十年的过程，要达成未来碳中和的目标，行动要从今天开始行动。

如何把短期和长期顺利衔接?在邹骥看来，这与存量和增量的问题相关。一方面，要全力以赴保存量，包括煤炭开采量、煤电火电发电量等，依然要按部就班、一如既往地从政策、金融、交通、仓储等全方位保住、稳住;另一方面，要尽最大的可能用非化石能源去保增量。

邹骥介绍，据测算，要从现在不到一半的非化石能源支撑能源增量变为可以完全支撑增量，大概还需几年时间，这有赖于加速非化石能源装机的安装，以及非化石能源发电量的产生。未来进入“十五五”时期，要进一步扩大非化石能源增量，逐步有序地替代现有的煤炭存量，才不至于动摇能源安全的根基，才能做到先立后破。

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吴吟：保障能源安全是构建现代能源体系的前提

吴吟说，去年下半年，中国出现煤价上涨;今年以来，全球能源价格暴涨，有的地区天然气价格暴涨数倍。二者除了受疫情、产业链受损等因素影响外，还有主观或客观上“先破后立”的原因。

“炉子必须稳稳生在自己家中”，谈及中国如何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吴吟强调能源独立性的重要性。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特点通常被形容为“富煤、缺油、少气”，但在他看来还应加上“足能”二字，这为中国将能源安全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提供了底气。

根据吴吟提供的数据，按照20%的屋顶面积、2%的戈壁和荒漠地区面积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估算，中国太阳能可利用量约22亿千瓦。另据中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数据，中国水力资源技术可开发装机容量6.9亿千瓦;陆地风能技术可开发量25.71千瓦;海洋能近海蕴藏量约14.95亿千瓦。

此外，当前中国光伏和风电发展走在世界前列，电池和电动车发展亦世界领先。吴吟表示，这意味着相关产业可以支撑可再生资源发展，支撑中国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组织学院副院长崔守军：俄乌冲突正在重塑全球能源地缘政治版图

崔守军认为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其一，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加剧了俄欧之间的对立，给欧洲地区的能源供应安全带来巨大风险。

欧洲多国正面临数十年来最严重通胀，其中能源是推高通胀的主要力量。

其二，美国作为新晋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LNG)出口国，正在积极谋求填补俄罗斯损失的市场份额。崔守军指出，美国希望在经济上利用俄欧矛盾抢占欧洲天然气市场，但是远气难解近忧。一方面美国供应难以大幅放量。2月份以来，美国油气公司并没有大幅增产。二是欧洲LNG终端建设比较落后，重新修建管道需要大量时间和投资。

其三，中俄之间的中俄蒙天然气管线宣布动工。中俄能源合作将进一步拉近中俄之间的战略协同和政策互动，以对冲来自美国的战略挤压。

华北电力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是保障我国能源电力安全的长治久安之策

袁家海表示，考虑到日趋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和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市场动荡环境，我国需要重新审视“控煤、稳油、增气、扩大新能源”能源战略的安全风险。高度进口依赖下难以“稳油”和“增气”。为应对油气进口风险，能源安全必须立足“国内为主”。近期我国能源安全保障的内核和基石是以煤炭高效稳产、增产为中心。从长期视角来看，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是保障我国能源电力安全的长治久安之策。

针对新型电力系统的构建，袁家海认为，长期来看，技术创新是根本源泉，产学研各相关领域的人士要努力成为新能源技术创新引领者;体制机制创新是驱动力，要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同时，关注潜在风险特别是新能源产业链供应和关键金属供应等风险。

从短期来看，煤电的高质量发展与转型是平稳有序推进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满足增量电量需求，保障最大负荷刚性增长，提供可再生能源跃升式发展所需的系统灵活调节能力，为电力系统安全供应提供“兜底”保障。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芳：汽车全面电动化进程已势不可挡

王芳指出，汽车的全面电动化进程已经是势不可挡的状态。总体来看，我国乘用车保有量将于2050年左右达峰，峰值范围在4.8亿辆左右，随后以平缓的速度下降。乘用车销量峰值出现的时间在2035-2040年之间。因此，可以倒推出乘用车约在2045年达到全面电动化。

她还提到，全面电动化能够保证我国汽车产业实现低碳与经济的双赢，全面电动化是我国汽车产业“走出去”的历史机遇。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对欧洲的出口增速超过200%，对北美的出口增速超过100%。

对此，王芳称，传统燃油汽车方面的贸易壁垒已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失效，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换道超车”战略已初见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能源与经济专委会主任戴彦德：中国能源安全有两方面问题需要解决

戴彦徳在当天中新社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表示：一方面，中国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这在当前形势下将给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国家安全带来隐忧;另一方面，中国现有能源还不足以支撑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因为化石能源储量是一个常数。因此，能源安全观既要考虑当前，又要考虑长远，而碳中和既能解决当前又能解决长远能源安全问题。

戴彦徳认为，碳中和对中国而言是个机遇。在这一领域，中国不仅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而且在某些方面中国还处于领先地位。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一些项目因达不到低碳要求无法“上马”看似会影响就业，但实际上能源转型将产生大量对新能源的投资，这些投资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助于稳定就业。

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总规划师严秉忠：“十四五”是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

严秉忠表示，中国要成为能源强国，首先要实现能源独立，就目前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来说，能源独立就需要发展可再生资源。能源是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主战场，可再生能源是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的先锋队，也将是未来发展的主力军。

严秉忠表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既要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还要在碳达峰后以远少于发达国家的时间实现碳中和，必须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实现能源转型的“先立后破”，“十四五”是推动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的关键5年。

严秉忠表示，“十四五”可再生资源发展任务是很重的，要从四方面着手推进。一是区域布局优化发展，二是重大基地支撑发展，三是示范工程引领发展，四是行动计划落实发展。要建设以沙漠、戈壁、荒漠地区为重点的大型风电光伏发电基地，加快建设新疆、黄河上游、河西走廊、黄河几字湾、冀北、松辽、黄河下游绿色能源廊道等7大陆上新能源基地，依托西南水电基地调节能力和外送通道，统筹推进水风光综合基地开发建设，重点建设山东、长三角、福建、广东、广西北部湾等海上风电基地集群等。加大研发力度，推动创新技术发展。

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市场部主任李竹：下一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和运营面临三方面挑战

李竹表示，此前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对下一步我国电力市场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下一步电力市场建设与运营主要面临三方面挑战，即能源安全、能源环境和能源经济方面的挑战。

其中，能源安排方面的挑战主要集中在电力电量平衡和系统运行安全，能源环境方面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促进新能源持续发展和合理体现新能源的环境价值，能源经济方面的挑战主要集中在低碳转型导致能源价格上涨等。

李竹分析称，实际主要还是在能源安全、能源环境和能源经济之间做好平衡。这三者的关系被不少业内人士称作“不可能三角”，任何能源供应都是需要在这三者中取得平衡。

针对能源环境方面，李竹表示，要促进新能源可持续发展，原来新能源有保障性政策，未来可能需要从政策性保障转化为用市场机制促进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

李竹进一步指出，新能源有明显的环境价值，没有碳排放和污染，可以通过市场机制体现出新能源的环境价值，支持新能源发展。

针对能源经济方面的挑战，李竹认为，最重要还是要通过建立电力市场机制，通过市场在更大范围内去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从而尽可能以较低成本或者比较合理成本，实现能源低碳转型。

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纪凡：建议从四方面入手大力发展清洁能源

高纪凡表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有助于提升中国能源安全，建议可从四个方面努力。

第一，大力发展光伏。高纪凡称，过去20年，光伏发电技术发展迅速，发电成本降到原来的二十分之一。在未来数十年内，光伏发电成本还会持续下降，价格低廉、供应重组的光伏发电，将是保证中国能源安全的“压舱石”。

第二，大力发展储能和电动车。高纪凡表示，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储能必须加速发展，尤其是新型储能系统。随着规模扩大成本下降，新型储能在发电、电网、用户侧都能安装，可有效保证新能源电力供应的稳定、可靠;大力发展电动车，既可大幅节省石油进口，也可通过电动车给与电网充电稳定电网安全。

第三，加快发展特高压和智能电网建设。高纪凡指出，中国能源资源分布极其不均衡，西部、北部风光资源丰富但负荷不足，东部、南部能源需求量大但资源不够，特高压输电可以有效解决上述难题，横跨数千公里将清洁能源输送到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这对于保障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意义重大。

第四，推动能源数字化。高纪凡认为，能源数字化可把太阳能、储能等电力能源与互联网、大数据等智能技术相结合，构建一个更加高效、智能的能源体系。能源数字化是能源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使用现代技术改造的能源体系将更加安全、可靠。

世界风能协会副主席、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海岩：中国可再生资源产业极大支持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事业

秦海岩称，他继续说，风和光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制造大国，也是风电制造产业大国。近年来，中国光伏产业和风电产业发展政策不断完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不断进步，这使得风光产业不需要补贴，而且成本还在持续下降，甚至比传统化石能源便宜。

秦海岩进一步介绍，2021年中国风电装机再创新高。截至2021年，全国累计装机超过17万台，容量超3.4亿千瓦，同比增长19.2%。中国风电发电机组加快“走出去”步伐。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发布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风电机组累计出口到42个国家。2021年，中国向海外出口风电机组容量为326.8万千瓦，同比增长175.2%。

秦海岩说，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伏生产制造大国，也是风电制造产业大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制造业中心，中国的风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产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将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能源转型、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