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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1.5摄氏度的气温上升,人们所能做的还有什么?
控制1.5摄氏度的气温上升,人们所能做的还有什么?文/陈根目前,气候变化仍是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中,各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将“致力于实现将全球平均
文/陈根
目前,气候变化仍是世界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
在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中,各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将“致力于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低于工业化水平前2摄氏度的水平,并努力将其控制在1.5摄氏度的水平”。
究其原因,1.5摄氏度的门槛,是一个关键的全球目标,因为超过这一水平,所谓的“临界点”就更有可能出现。对于气候系统来说,临界点指的是全球或区域气候从一种稳定状态到另外一种稳定状态的关键门槛。临界点是不可逆的,一旦触发临界点,系统可能会很快变坏。
然而,在提出控制暖化目标的近六年后,10月31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并未传来好消息,实现这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并且,各国承诺完成减排的时间表更是差强人意。
为什么实现控制暖化1.5摄氏度那么难?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危机上,人们所能做的又还有什么?
“控制1.5摄氏度的气温上升”
从煤炭开始,全世界依赖化石燃料生存已有几百年,无论家庭、工厂、交通等等,所有人类生活的正常运行,大都仍然建立在化石燃料上。然而,社会工业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却建立在牺牲环境的代价之上——自工业革命后的全球变暖让气候危机离人们也越来越近。
2020年,一个由93名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曾发表了一份时间跨度为过去12000年的古气候数据记录。研究人员绘制出了过去1.2万年来地表空气温度的变化图,然后将其与1800年至1900年之间的世纪平均气温进行比较,以追踪工业革命可能带来的变化。
正如预期的那样,在该时期开始时,气温比19世纪的基线要低得多。但在接下来的几千年里,气温稳步上升,最终超过了基线。工业革命以前,每1000年气温上升只有大约0.1℃,而工业革命却使得人类活动使平均气温上升了1℃之多。这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是一个巨大的峰值,比6500年前的峰值上升更高。
气候变化使得原太阳照射到地球的光和热及其反射过程平衡被打破,而这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加剧了气候灾难的发生。20世纪下半叶,环境问题首次进入国际和政府间领域。1972年,第一届国际环境峰会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此次联合国召开的会议标志着国际环境政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促成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成立。
自此,一系列保护环境和控制气温上升的倡议和举措也陆续被提出来。1988年,世界气象组织(WMO)和环境署达成了一项国际协议,共同建立气候变化的科学、影响和应对方案的政府间评估,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其报告已被广泛接受为关于气候变化科学和影响的权威信息来源。
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热内卢组织了一次名为“地球峰会”的大型活动,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该条约中,各国同意“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以防止人类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扰。如今,该条约有197个签署方,即缔约方。
自1994年该条约生效以来,联合国每年都召集地球上几乎所有国家举行全球气候峰会或“缔约方会议”,签订各协议或条约以推动气候行动。其中包括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规定了发达国家到2012年要达到的排放限制;以及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在该协定中,世界各国同意加紧努力,试图将全球变暖升幅限制在比工业化前温度高1.5摄氏度。
在诸多倡议和协议中,“控制1.5摄氏度的气温上升”,是人类为自己设定的责任担当。事实上,早在1975年,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就提出了将暖化目标定在不超过2摄氏度的建议。并且,联合国在2010年宣布此为官方政策。然而,随着环境的恶化,2015年12月通过的《巴黎协定》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即便是这样,控制1.5摄氏度的气温上升都仍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对现实的折中:一方面,一些机构评估认为,按照目前已提交了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的190个国家和地区的减排目标,全球升温只能控制在2.7~3.5摄氏度的区间。另一方面,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海岛国家认为,从2摄氏度到1.5摄氏度这0.5摄氏度的差别,对它们来说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理想与现实、公平与实效之间,《巴黎协定》采取了一种灵活的表述:“把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更像是对当前气候治理现实水平的确认,而“为把升温幅度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而努力”则像是一个鼓励性的口号,告诫人们现在做得还远远不够。
差强人意的这些年
当前,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已经极度影响了全球所有的区域,地球气候正在极速广泛地加剧变化。已经有诸多研究证明,这些变化已经横跨整个地球的气候系统,在大气层中,在海洋中、冰盖以及陆地上。
今年8月9日,IPCC发布报告,此份报告由来自66个国家共234名科学家做出,报告强调在最近2000年内,人类自己如何对气候造成空前的影响。2019年,空气CO2的浓度高于过去2百万年的任何时候;甲烷和含氮氧化物浓度高于过去80万年任何时候。
从1970年至今,地球表面温度上升速度比过去2000年中任何一个50年区间都要快。比如,最近十年(2011-2020)的温度超过了6500年前最近的多世纪的暖期。同时,从1900年开始,比起至少过去3000年来的任何一个世纪,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更快。
该报告警告——绝大部分的变化是史无前例的,其中一些变化还正在进行。还有一些,比如海平面上升,已经在未来的百年到千年的时间都已经不可逆转。联合国秘书长Antonio Guterres表示,此次工作报告无异于“人类的红色代码”,警报已经拉响,证据无可辩驳。
气候的异常在过去的一年已现端倪。才过去的2020成为有历史记录以来出现的第二个“最暖年”,与2016年持平纪录。同时,在2020年疫情期间,全球有44起损失超过10亿美元的自然灾害。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日益加剧。
比如,2020年6月20日,西伯利亚的“严寒之极(Pole of Cold)”温度高达38摄氏度,这是极地地区自1885年以来破纪录的最高温度。这种反常高温导致了野火频发。通常,当地的野火在7、8月才会爆发,但2020年4月,西伯利亚东南部的伊尔库茨克就已经爆发野火,而且是2019年的三倍之大。
然而,即便是气候危机近在眼前,人们为应对气候变暖所做的行动却差强人意。就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前,联合国一份针对各国目标的分析报告还警告称,全球气候承诺存在严重偏差,如果各国不提高雄心,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将增加近五分之一。
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到2030年,《巴黎协定》192个缔约方提交的计划将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0年水平增加约16%。根据联合国估算,这一增幅,“除非迅速改变”,否则将使全球气温到2100年比前工业化时代高出2.7℃。
而科学已经清楚地表明:到本世纪末,如此大规模的气温上升可能意味着,北半球夏季被野火烧焦的地区将增加62%,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将失去栖息地,长达4到10个月的干旱将更加频繁。
更糟糕的是,曾在2009年承诺到2020年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富裕国家还承认,它们未能兑现在2020年前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而现在,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巴黎协定》的核心内容的期限将推迟到2023年。
10月31日,COP26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正如联合国报告所分析的一样,实现标志性的1.5摄氏度似乎仍然无期。会议期间,比尔·盖茨在接受英国议员杰里米·亨特采访时也表示,能否实现1.5℃以内的目标是值得怀疑的。
降低1.5摄氏度难在哪?
为什么实现降低1.5摄氏度那么难?实际上,当前的气候问题早已不是纯粹的气候问题,而是关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问题。密歇根大学霍夫曼教授指出,随着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的通过,人们的态度就已经发生了转变。
霍夫曼教授解释说:“在1997年,以前的一个科学问题变成了一个影响强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问题,分歧就开始出现了。”特别是在美国,这促使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等行业的企业和个人掀起活动,以避免对化石燃料消费的限制。过去的一个科学问题成为了一个影响政治和经济利益集团的问题。
一方面,气候变暖,是工业化时代制造出来的百年历史问题,以这个源头切入,英美等西方国家是最早的环境污染者。基于此,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即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包括中国在内发展中国家则没有强制减排的义务。
然而,不可否认,能源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一个大系统,一个由大系统和无数子系统组成的大体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必然带来相应的经济成本,在没有出现解决温室效应的革新技术前,各国必然争论减排经济成本的分配。
因此,一直以来温室气体谈判都存在难以调和的利益关系,致使全球各国合作难以维持。发展中国家期望进一步发展而承担相对小的义务,而发达国家则不想仅仅自身加大减排力度而与其他国家共享减排的收益。
在这样的背景下,《京都议定书》虽然在日本东京达成,规定39个工业化国家在2008年至2012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需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5.2%,欧盟国家减排指标为8%,美国为7%,日本为6%。但是,2001年小布什一担任总统,就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义务”为由,宣布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
到奥巴马担任总统时,为了避免国会纠葛,他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批准了《巴黎协议》。但是特朗普一当上总统,又马上宣布退出《巴黎协议》。拜登上台后,才又宣布重新加入《巴黎协议》。
对于中国来说,由于中国未来碳排放的演化趋势受多种因素影响,在中国的能源与气候政策路径及目标可行性方面也一直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不同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利益考量,难以解决的公平问题导致大国之间的博弈仍然激烈。
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段宏波在《科学》上发表的对于《巴黎协定》温控目标下中国的长期低碳转型路径问题的分析结果,2 摄氏度升温将给中国带来近4%的累计产出损失,高于全球2.3%的平均水平,而1.5 摄氏度目标下的经济损失则高达9.5%。
另一方面,虽然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生活在文明与现代社会,但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社会的现状不过是部落水平。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社会下,战争减少,出现联合国与其他国际机构,但因为缺乏国际间民主政治,联合国往往是个摆设。
虽然作为世界最大、最具权威和最具普遍性的全球多边机构,联合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始终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各地的肆虐却暴露了联合国在国际合作与全球治理中的短板与缺陷,联合国全球治理能力的领导性和权威性乏善可陈。气候变暖的问题也一样,COP也只能起到协商与协调的作用。
气候的变化是除了新冠疫情外的另一个百年之变,IPCC专家预测未来数十年全球各地气候变化都将升级。1.5摄氏度的全球变暖,会增加热浪,热的季节增加冷的季节变短。当到达2摄氏度全球变暖使,对于农业和健康,极热将达到严重的忍耐阀值。
无论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看到眼前气候危机的真实存在。如果政府、企业和个人不能做出迅速反应,那么将要发生的结果也是可预见的灾难。但是,如果我们开始行动,那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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