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平：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能源发展与转型的范本

2021年6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碳中和2060”与绿色金融论坛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召开，会上发布了《迈向绿色发展之路》图书。本书从能源经济的发展历史与未来展望角度出发，从不同视角下展望中国未来能源规划，是对中国能源产业发展多个关键历史时点的纪念，本文摘自《迈向绿色发展之路》，作者翟永平系亚洲开发银行能源总监、人大重阳客座研究员。

亚行于1966年成立，总部设在马尼拉。亚行成立53年以来，积极支持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能源领域一直是贷款业务的重点之一。中国在1986年加入亚行之后积极利用亚行的资金进行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至2019年12月，一共获得60个项目贷款(其中44笔主权担保贷款、16笔非主权担保业务)，总金额达到86.13亿美元(其中包括61.48亿美元主权担保贷款、24.65亿美元非主权担保业务)，能源领域占亚行对中国投入资金总额的18.4%。此外，到2019年年底亚行还向中国提供了141笔总额超过798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赠款，用于支持能源贷款项目的设计、实施以及能源领域相关的政策研究和能力建设。

本文将中国加入亚行以来大致分为三个时间段(1986-1999年;2000-2009年;2010年至今)，解析每一个时间段中国能源领域面临的不同挑战、亚行的能源政策侧重点以及亚行在中国支持的能源项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虽然亚行提供的资金相对于中国能源领域的资金总体需求不过是杯水车薪，但是亚行支持的项目是几十年来中国在能源领域内改革开放进程的见证，而中国能源发展和转型的实践也为亚行提供了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以作为借鉴和范本更好地为其他亚洲发展中国家服务。

同时，作为国际多边开发银行，亚行在贷款项目、技术援助中包含有特定的理念和导向;而随着亚洲和国际社会和经济形势的演变，这些理念和导向也与时俱进经历了相应调整和变化。本文也试图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角度解读和评估在上述的三个时间段内国际开发银行贷款所隐含的政策导向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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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1999年

以经济发展为纲，努力扩大常规能源供应

从发展理念而言，这一阶段亚行的贷款业务主要是以经济发展为纲，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如能源领域的大型电厂、电网)建设，鼓励市场竞争和民营资本的进入，通过加强法规和监管规范市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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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外汇紧缺、电力不足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处于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宏观经济层面，1986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282美元;国家的货物外贸逆差达到91亿美元，外汇储备仅有119亿美元(3.4个月的进口需求)。电力供应处于严重的短缺状态。80年代中期起，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各地均出现了严重的“发展等电”问题。1986年全国电力装机容量9,381万千瓦(其中30%水电，70%火电)，每年缺电大约450-500亿千瓦时，工业部门电力需求缺口高达15%。当时人均电力消费391千瓦时，尚有35%的无电人口。与此同时，电价的水平偏低，无法吸引社会资本投资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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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项目：大力支持煤电、水电项目

在外汇紧缺、供电不足的情况下，与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组织的合作以优惠的长期资金推动电力项目建设就成为中国政府的首选。1987年12月21日，亚行在中国加入亚行后首次为能源领域提供主权担保贷款3330万美元，通过国家计委“油代煤专用资金办公室”支持华能发电公司吉林长山发电厂两台10万千瓦机组的“油改煤”项目(亚行贷款占项目总成本的55%，用于采购国外设备所需外汇)，用国产煤炭代替当时作为出口创汇的石油为发电燃料。项目按照亚行的程序经过国际招标，主要设备(锅炉改造)供货合同的招标由意大利公司胜出，工程监理由丹麦咨询公司赢得。同时，亚行还为这个项目提供了4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为华能公司的培训和能力建设，在项目设计、执行和管理方面学习国际先进的技术和理念。该项目的两台机组改造在1992年如期完工，亚行评估项目完全成功，在全生命周期内可实现节约石油670万吨，相当于每年获得财务收益4000万美元。

华能发电公司“油改煤”的项目在这一阶段很有代表性，12年间(1986-1999年年底)亚行共批准了向中国提供15个共18.74亿美元主权担保的能源类项目(平均每个项目金额为1.25亿美元)，主要着眼于满足沿海地区用电需求和内地的能源基地建设。在15个项目中，包括新建燃煤电站(山西柳林煤电厂、河南禹州煤电厂、黑龙江七台河煤电厂)、燃煤锅炉(发电、工业)的升级提效改造(山西、内蒙古、陕西);水电项目(广东抽水蓄能、湖南凌津滩、福建棉花滩水电项目)以及输电线项目(东北输电线、云南输电线项目)。在此期间，亚行还批准了两笔非主权担保能源项目共2.5亿美元，包括1992年的广州珠江燃煤电厂和1998年的福建湄洲湾燃煤电厂。

在这一阶段，亚行评估能源项目时考虑的主要因素是：(1)在宏观经济层面，项目是否列入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中的优先名录，以及项目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具体作用，包括创汇或者节省外汇开支;(2)在能源领域层面，项目的技术是否属于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与2-3个替代方案对比);(3)在项目层面，项目要有较高的财务内部收益率和经济内部收益率(例如吉林常山电厂改造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12%、经济内部收益率为20%);(4)在环境保护方面，项目的各项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粉尘)排放要符合当时的中国国家标准。

在执行贷款项目的同时，亚行也通过贷款项目讨论过程中的政策对话和技术援助赠款支持和推进中国能源领域的市场化改革、能源部门的机制和能力建设。以1987年华能发电公司吉林长山电厂“油改煤”改造项目为例，亚行项目团队在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对话时就曾要求考虑调整国内过低的电价水平。在项目贷款协议的条件(covenants)中，亚行要求华能公司偿债备付率(debt service ratio)不低于1.1以及按照国际标准准备财务报表等。

在这一阶段亚行董事会还批准了向中国提供56笔技术援助赠款，总金额2487万美元。这些赠款的大多数用于贷款项目的前期可行性研究、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监理，但是也有一些技术援助涉及能源政策研究，包括“中国能源暨电力需求与供应分析”(1991)、“中国电力部门价格与金融改革”(1993)、“加强中国省级电力公司的管理”(1995)、“中国电力部门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监管和机制研究”(1995)、“中国电力部门机构重整”(1997)等。这些政策性研究为当时中国政府的能源规划和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也是亚行与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政策对话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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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进展：电力从短缺到过剩

回溯中国加入亚行第一阶段的能源项目情况，亚行通过通过主权担保、非主权担保的资金重点支持常规能源发电(主要是煤电、水电)项目，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同时，通过亚行的贷款项目和技术援助，也引入了一些新的理念和国际规范。这期间中国电力部门的改革起步，为调动各方办电积极性，特别是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到电力行业，政府放松上网环节价格管制，引入“还本付息电价”，核定能够覆盖融资成本、保障协议利润的上网电价、销售电价。还本付息电价政策的实施，充分调动了社会力量办电积极性，地方自筹和利用外资筹集的电力建设资金占比显著提升，促进了电力工业快速发展，解决了供求矛盾。1999年中国人均电力消费量达到913千瓦时，农村人口(以户为单位)的通电率已经达到97%。1999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2.77亿千瓦，全国范围内电力生产已经呈现大约10%的供大于求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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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09年

包容性发展优先，让人人享有能源

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能源和食品价格迅速攀升，使近千万亚洲人无法脱贫或者返贫。人们意识到全盘依靠新自由主义原则所推动的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变可能会加剧不平等现象，其主要原因是市场和政策失灵。因此，亚行率先提出了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即机会均等的增长。这一概念包含了三大政策支柱：(1)通过高速、有效且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生产性就业机会和经济机会;(2)通过投资于人才能力建设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实现机会均等;(3)改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风险和冲击带来的影响、减少赤贫。因此，包容性增长旨在创造经济机会，并使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具体到能源领域，亚行的项目开始侧重边远地区的农村电气化，也不再机械地推动电价反应成本(也就是涨价)的市场化改革，而是根据各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引入“社会保底电价”(lifeline tariff)，确保贫困人口用得上也用得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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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农村“户户通电”进入攻坚战阶段

进入新的世纪，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959美元，虽然尚存在136亿美元的出口商品贸易逆差，但外汇存底达到1718亿美元。农村人口的通电率已经达到97%，但是余下的未能通电的3%人口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居住分散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建设条件艰苦，施工难度大，投资成本也大大增加。据测算，中国国家电网2013年至2015年户均通电成本达到人民币4.2万元，是“十一五”时期户均通电投资的3.6倍。为了彻底消除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确定了积极扩大内需的方针，决定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为其中之一。结合农电体制、农电管理、农村电网不适应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电价偏高，农民不堪重负的问题，中国政府决定加快农村电力体制改革，加强农村电力管理，实现城乡用电同网同价，以开拓农村市场，推动城乡电力一体化管理，加快实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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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项目：资金向边远地区和扶贫项目倾斜

在这个背景下，亚行在2000-2009年期间在中国的能源领域项目的内容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10年中亚行共批准了总金额为9.44亿美元共13笔主权担保的能源项目贷款，其中包括清洁发电项目(甘肃、河北等地的水电、风电)、通过能效提高减少环境污染的项目、输电线项目(沈阳大连输电线)以及煤层气项目(山西)。此外，亚行还批准了5笔共8.55亿美元的非主权担保业务，包括城市燃气供应、商业银行的能效金融、城市供热、风电等项目。

这一期间亚行支持的能源项目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从项目金额来看，这期间平均每个主权担保项目金额贷款仅为7200万美元，大大低于上一个阶段平均每个项目1.25亿美元的水平，主要是因为国内资金充裕，亚行在大项目中贷款占项目总金额的比例在下降(比如沈阳大连输电线项目中亚行贷款金额为1亿美元，仅占项目总成本的21%);第二，亚行大幅度减少了涉煤项目的支持，没有新的煤电项目，只有一个山西煤层气利用项目;第三，亚行项目不再集中于沿海发达地区，开始更多地支持西北地区中小型的项目，如甘肃二龙山水电站总成本为4900万美元，亚行贷款2200万美元;第四，非主权担保的业务大幅度增加，支持中国民营企业和金融机构。此外，亚行贷款项目的招标采购虽然仍然是通过国际公开招标进行，但是中国的咨询公司、承包商、供应商已经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和成本控制上都已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再输于外国公司。

在此期间亚行的能源项目评估的方法和内容也有调整。除了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以外，还要求项目团队进行详尽的扶贫效益分析。以沈阳大连输电线项目为例，亚行团队首先对项目所涉及的沈阳、大连、鞍山、抚顺地区的贫困人口分布进行了分析，发现当地的贫困人口比率为12.4%，而项目的经济收益中的17.3%将直接惠及贫困人口，确保项目效益向贫困人口倾斜。在这个项目准备过程中，亚行与当地政府的政策对话中也提出建议研究实施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电价，不加重农民的生活负担。亚行在项目评估过程中还特别强调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当时项目地区的农户炊事依然以薪柴为主，造成了严重的室内空气污染，对家庭主妇(96%的炊事由妇女完成)的健康影响尤其直接。沈阳大连输电项目为农村通电之后，约有20%的农户在5年内会改用电做饭，因此该项目在推动妇女发展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2000-2009年期间亚行还向中国提供了37笔总金额为2194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赠款，主要是继续支持能源电力战略和深化体制改革的相关研究，包括“区域间电力联网的战略”(2000)、“建立全国电力监管委员会研究”(2002)、“电价制定的战略和监管”(2003)、“电力规划能力建设”(2004)、“节能和资源管理”(2005)、“清洁能源发展机制能力建设”(2008);以及针对能源领域扶贫的技术援助，例如“城区贫困人口供热价格”(2001)、“可再生能源技术扶贫”(2003)、“山西煤矿地区的减贫路径”(200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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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进展：市场化改革推动电力系统突飞猛进发展

在此期间，中国的能源管理体制逐步深化，2002年起实施了对电力体制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主要内容是进行了政企分开、厂网分开和主辅分开，对促进能源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2009年中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9.34亿千瓦，是1999年的3.4倍;当年人均电力消费达到2612千瓦时，是10年前的2.86倍。上网电价方面，进一步突出投资主体的经营责任，将还本付息电价改为经营期电价，按经营期统筹考虑运营成本、税金与合理利润，既有利于引导投资，又抑制电价水平过快上涨。销售电价方面，实施了农电“两改一同价”改革(农村电网改造、农电管理体制改革、城乡用电同价)，将农网经营成本在城乡用户中共同分摊，将之前农村普遍1元/千瓦时以上的价格降低到0.56元/千瓦时左右，极大提高了农村地区安全可靠经济用电水平，为后续村镇经济腾飞提供了电力保障。到2009年全国农村的农户通电率已经达到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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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至今

可持续发展为主旋律，清洁能源助力蓝天白云

进入2010年以后，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亚太地区有世界上三分之二的贫困人口，如果不尽快采取缓解气候变化和相关的适应调整措施，这些国家将面临陷入严重贫困的风险。而亚洲又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在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能源结构，预计2035年仅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达全球排放量的46%，同时也造成严重的城市空气污染。气候变化也为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无论是新自由主义原则还是包容性发展的理念都需要充实和发展，如何满足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气候变化三重挑战成为新时期的新课题。为此，亚行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和战略，项目贷款、技术援助在继续强调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注重支持发展中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由于温室气体减排与空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细微颗粒)的减排具有一定相关性，亚行也加大力度支持空气污染治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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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气候变化、空气污染成为现实威胁

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4560美元;出口商品外贸顺差2464亿美元，外汇储备高达2.91万亿美元。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日益成为现实威胁，极端天气频发，主要原因是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2010年中国的碳排放已经达到87.76亿吨，比排在第2的美国(53.95亿吨)高出63%;而2011年中国的人均碳排放达到7.24吨，首次超过了欧盟(7.08吨)。与碳排放水平相关，中国的一些地区特别是京津冀地区严重的空气污染也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10年1月，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了《霾的观测和预报等级》气象行业标准，其中规定了PM 2.5日均值限值(75微克/立方米)。在2015年巴黎气候协议通过以后，亚行在继续支持成员国经济发展、扶贫减贫的同时，应对气候变化并相应降低空气污染成为一个新的战略重点。在能源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和降低空气污染主要是通过推广各类清洁技术的应用，包括可再生能源(太阳能(7.100, 0.00, 0.00%)、风能、地热、水电等)、需求侧的能源效率管理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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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项目：以创新金融平台支持清洁技术应用

在新的形势下，2010-2019年底亚行董事会共批准了16笔、总金额为33亿美元主权担保的能源项目贷款，包括能源效率项目(涉及河北、广东、山东、黑龙江、陕西以及化工行业)、京津冀大气污染治理项目以及新技术应用项目(区域供热、生物质能源、光热发电、高效低排放的煤电)等。同期内亚行还提供了9笔总金额为13.30亿美元的非主权担保业务，涉及天然气供应、风电、生物质能源、地热以及废弃物利用与发电等项目。

这一阶段亚行的贷款数量和规模有所扩大(平均每个主权贷款项目金额达2.06亿美元，规模超过前两个阶段)，主要原因亚行扩大与国家和地方金融企业合作建立金融平台，转贷亚行资金加大支持中小企业的力度。举例而言，亚行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及中投保共同发起的“亚行京津冀区域大气污染防治中投保投融资促进项目”由中投保利用亚行主权贷款，通过金融机构转贷形式，综合利用多种金融工具，重点使用增信和投资手段在京津冀及山东、山西、河南、内蒙古、辽宁等周边区域支持优化能源结构、移动源污染防治、工业企业污染治理及面源污染治理。该项目对于中小企业，可直接进行股权投资;对于大型企业，可通过贷款方式进行债权支持;而对于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过程中存在增信需求的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可为其提供增信服务;对于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资金的企业，可向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转贷服务，从而全方位、高效地满足各类符合要求的受众企业的金融需求。

在这一阶段亚行对项目评估的内容再度进行了充实，在进行项目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扶贫效益基础之上，还要求项目团队对于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进行详细评估。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亚行在2017年制定的“项目经济评估手册”中要求考虑“影子碳价”(目前为36.3美元/吨，每年上调2%)，确保低碳技术能够在项目评估中脱颖而出。以中投保的京津冀项目为例，该项目以清洁能源推广、废弃物的能源化利用、节能减排、绿色交通和中小节能服务公司5条业务线，涵盖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发电、煤改气/电、脱硫脱硝、新能源汽车等项目领域，以实现区域内大气污染治理为总体目标。项目完成后，京津冀区域预计节约标准煤消耗量40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55万吨(以碳计)，同时相应减少排放烟气3800亿立方米，烟尘78万吨，二氧化硫51万吨，氮氧化物36万吨，促进京津冀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和提升。

2010-2018年年底期间亚行向中国提供了47笔总金额约为299万美元的技术援助赠款，大多涉及改善能源效率、环境污染治理与温室气体减排的相关研究和能力建设，例如“天津碳交易系统”(2011)、“加强低碳能源监管系统”(2012)、“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的战略分析”(2013)、“制造业的能效、低碳控制和合规管理”(2014)、“国家生物质能源战略”(2016)、“京津冀地区农村清洁能源供应”(2017)、“广东工业绿色发展指标和机制”(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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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进展：可再生能源推动绿色转型

回溯2010年以来亚行在中国能源领域的贷款项目和技术援助，以环境污染治理和温室气体减排为切入点，推动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亚行与中国合作的主旋律。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看，201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万美元，已经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中高收入经济体。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自2011年起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电力装机大国，到其中可再生能源水电、风电、光伏装机容量均为世界第一。

随着能源转型的进展，中国各地的空气质量也在逐步改善。同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2017 年中国碳强度比 2005 年下降约 46%，已超过中国政府在巴黎协议下所承诺的 到2020 年碳强度下降 40%-45%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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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前瞻

改革开放的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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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与中国合作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发展脉络

综上所述，我们以能源领域为样本，分三个阶段评估了1986年以来亚行与中国的合作的实践与理念。在第一阶段(1986-1999)期间，亚行支持的能源项目以扩大煤电供应为主。这些项目反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亚行发展理念，重点支持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增加本国能源生产供应，以满足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同时推进市场化改革。然而，经济的快速发展并不能解决收入的合理分配问题。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严峻的社会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别有加大的趋势，促使亚行及其成员国重新审视发展的理念，引入了“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在保持较快经济增长的同时，各国需要更多关注社会领域发展，关注弱势群体，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因此，在第二阶段(2000-2009)，亚行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重点转向东北、西北等贫困现象发生率较高的地区，不再是简单的以经济增长为纲，而是在高速发展中着重“亲贫增长”(pro-poor growth)，特别关注妇女发展和低收入人口社会保障。在项目评估过程中，经济发展与扶贫成为必须实现的双重目标。进入第三个阶段(2010-至今)以来，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显现，极端天气增多，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因此，气候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成为亚行在中国支持能源项目的又一个新的考量目标，形成经济发展、扶贫、应对气候变化的三重目标。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不断发展，每一个阶段都面临新的和更复杂的挑战，但是中国与亚行在能源领域的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不仅反映在50多个贷款项目和100多个技术援助项目的顺利实施，更体现在中国在执行亚行的项目过程中能力建设所取得的进展。在与亚行合作的三个阶段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部门、国企民企、金融机构、咨询公司等有关各方，也经历了学习、提高、创新的三个向上的台阶。在第一个阶段，中方通过与亚行团队、国际企业和咨询专家的交流，在项目设计、监理、采购、环评等方面接触到了最新理念和规范，也逐步锻炼了队伍，培养了各方面的国际型人才。在第二个阶段，在学习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中方已经全方位地掌握了各类能源项目的设计、制造和管理的能力，亚行项目中的国际专家越来越少，但是项目实施的质量不断提高。在第三个阶段，中方注重利用亚行的长期优惠资金鼓励创新，特别是利用金融平台支持中小民营企业推广清洁能源和环保技术的应用，在深层次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挑战。亚行在中国的项目成为亚行在亚洲各国项目中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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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能源转型和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树立标杆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进步涵盖了西方发达国家近百年发展的历程，在社会和经济发展方面也领先于很多发展中国家10-20年。可以说，中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难题和挑战其他发展中国家早晚也会遇到。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能源发展与转型的实践经验可以成为全球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借鉴的样板。同时，中国也具备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和帮助的能力，在政策、技术和融资几个方面助力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

具体而言，中国渐进式的电力改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农村光伏扶贫、大气污染治理监测和治理等方面都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和教训，都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借鉴的。特别被国际社会所称道的是，中国在2015年实现了100%的农户通电，提前15年率先达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实现人人有电用“的目标。然而，到2018年全球尚有9.4亿无电人口，距离实现联合国2030年“人人有电用“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标上，中国可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两改一同价“的政策措施和实施经验，让农村有电用得上、有电用得起。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还可以提供与政策措施相匹配的技术解决方案(例如光伏微电网)，并通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丝路基金以及南南合作基金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筹措所需要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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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行与中国在能源扶贫领域仍有广阔合作空间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能源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一些曾经接受过亚行贷款的中国能源企业已经跻身于世界前列。在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发展的新的形势下，亚行与中国在能源领域还有哪些合作的空间?

首先，中国虽然已经实现了100%的户户通电，但是农村的炊事、供暖的清洁能源利用还远未达标，仍处于严重的“能源贫困“之中。根据IEA的数据，到2017年中国有超过4亿的人口依然使用传统的秸秆、散煤等生火做饭，不仅是室内空气污染源，也是城乡大气污染的重要来源之一。针对这一问题，亚行能源部门与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合作，在山西省长治市的长子县农村试点多种国内外新型的建筑节能、清洁炊事、供暖技术，并以数据化的平台进行监控和运营，为政府提供政策建议并找到可行的商业模式，减少政府补贴压力，以银行资金在更大范围内让清洁炊事、供暖技术落地。在解决清洁炊事、供暖的同时，亚行也在探索用现代化的技术处理和利用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垃圾。我们希望中国在清洁炊事、供暖方面以及垃圾处理方面也如同农村电气化一样找到成功的政策、技术、资金组合模式，让农民用得上也用得起清洁能源，中国的美丽乡村也将成为其他发展中国家一个新的样板。

其次，正在走出去投资的中国国企和民企可以开拓与亚行合作的渠道，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成功的范例。中国光大集团曾经多次在中国国内的能源项目向亚行贷款在中国开展能源项目，现在已经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技术走出去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投资。2018年2月亚行批准向中国光大国际集团提供1亿美元贷款，支持集团在越南多个城市利用先进的清洁技术建设、运营一系列垃圾发电项目。我们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有实力、有资质的中国企业与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一起借助亚行的资金和网络，助力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清洁能源利用和转型。同样重要的是，通过与亚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合作，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时候在环境社会尽职调查、环境社会影响评价、项目申诉、合规和解决机制等方面都将达到国际最高标准，最大可能地防范项目的环境社会风险及可能带来的投资风险。

最后，中国已经从亚行的单纯的受援方(接受贷款、技术援助)成为了也向亚行提供技术、资金的输出方。作为亚行第三大股东国，中国向亚洲发展基金捐资3000万美元，并在亚行设立一项2000万美元的中国扶贫与区域合作基金。中国成为第一个在国际金融机构设立此类基金的发展中国家，并开始作为捐资国在分享发展经验和知识方面起到新的作用。2018年12月中国扶贫信托资金批准向亚行能源部门提供100万美元技术援助，专门用于支持亚行在其发展中成员国中试点和推广适用的先进清洁能源技术，包括太阳能光伏、风电、生物质能源、储能、微电网、碳捕捉与贮存等方面，并且开发与这些技术相适应的商务和金融模式。这笔100万美元的赠款凸显了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内的所发挥的积极角色，与亚行密切合作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巴黎气候协议下的减排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