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电沙龙第七期 | 煤电发展与气候变化的约束

气候变化严重危害着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中国是世界上受到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6年中国成为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2019年，中国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4亿吨，占世界总量的30%左右，其中煤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国排放总量的34%。

气候变化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政治和道德问题，中国高度重视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习近平主席呼吁国际社会要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要发挥一个大国的引领作用。在第七期煤电沙龙对话中，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煤控研究项目核心组组长杜祥琬院士来到煤电系列沙龙参与了煤电发展与气候变化约束的讨论。

应对气候变化，中国需发挥引领作用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消耗着全世界的50%以上的煤炭。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人均碳排放量高于欧盟。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全球影响巨大，气候变化是一个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杜祥琬表示，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长期积累、逐渐显现的影响，如随着全球变暖，冰川的消失会影响着我国的水资源和粮食生产。另一方面，气候变化会引发一些突发性的、短时的灾难，比如爆发更多的干旱、洪涝灾害，这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很大的冲击性。

今年新冠疫情在全世界蔓延，由于经济下行压力大，有观点认为应放松管制，包括环境和气候变化的约束，以推动经济复苏。对此，杜祥琬认为，在刺激经济复苏的方案中，中国需强调绿色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利于发展新经济和绿色经济，能够引导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应发挥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引领作用，力争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并逐渐下降，为实现2035年“美丽中国”的目标作出贡献。对于能源来说，我国应力争以可再生能源满足未来新增能源需求，并逐渐对存量传统能源进行替代，最终实现能源结构转型。

推动煤炭的减量、替代和高效利用，助力能源高质量发展

杜祥琬表示，为到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强国等目标，“十四五”作为2020年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至关重要。“十四五”以后的发展不应再追求量的扩张，而是高质量发展，其中也包括能源的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的57.7%。杜祥琬认为，未来我国需持续推动煤炭的减量、替代和清洁高效利用。对于污染大、效率低的散煤，需因地制宜，以各种清洁能源进行替代。对于量大面广的工业用煤，尤其是高耗能产业，需持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技术进步；对于产能过剩严重、行业亏损面大的煤电，应不再扩大装机规模，做好高效利用和灵活性改造，助推可再生能源上马。

由于东部部分地区尖峰电力需求无法满足，因此有声音提出新建一批燃煤电厂。对此，杜祥琬表示，可再生能源技术正在迅速进步，经济性也已被市场认可，可以和煤电相竞争。此外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丰富，风能、太阳能已开发量均不到技术可开发量的十分之一。我国需要用新的思维来解决电力尖峰负荷无法满足的问题，采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和需求侧管理等手段来保障电力需求，维护电网的稳定。

杜祥琬还表示，不借助外来电，靠地方自身的能力实现能源转型是完全可行的。以河南省兰考县为例，其自发电比例已从三年前的7%左右上升到现在的60%左右，且主要以分散式风电和光伏、生物质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实现的。兰考县作为示范县，其太阳能、风能密度远低于内蒙、甘肃等风光资源丰富地区，但正因如此，兰考县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模式更具有推广性。

杜祥琬还谈到了关于碳市场和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US）的相关问题。对于碳市场，杜祥琬表示，碳市场是一个政策工具，目的是要通过政策的引导，让大家减少碳排放。“十四五”期间我国要进一步完善碳市场规则，将电力行业和其他高耗能行业纳入碳市场范围之内。对于CCUS,杜祥琬表示，其经济性还较差，规模也较小，每年只能够捕捉百万吨量级的二氧化碳，与中国每年百亿吨量级的排放量相比，还无法产生相当大的减排效果。

杜祥琬最后强调，当人类从工业文明进入生态文明时，我们对环境质量和应对气候变化有了更高的要求，对能源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低碳转型是世界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趋势。煤炭在工业文明中做出了重大贡献，支撑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现在还在继续做贡献，包括推动技术进步，未来逐步降低煤炭消费、积极让位可再生能源将是它们做出的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