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油价时代已来临，中国能源“结构性权力”是时候发挥作用了

受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减产谈判破裂等因素影响，今年特别是近期以来国际油价大幅跳水。未来，将进入一个较长时期的低油价时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油气进口国，中国长期以来始终对能源安全高度关注，担心被切断“能源命脉”，同时却忽视了自己所拥有的能源全产链优势，一度在国际能源体系中处于被动地位。低油价时代，中国应该转换思路，以更主动有为的姿态，充分发挥在国际能源体系中的“结构性权力”，有所为、有所不为，切实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能源企业良性运转以及能源消费者切身权益。

世界油气市场洗牌，低油价时代来临

在新能源革命背景下，世界油气市场和能源地缘政治正在重新洗牌。这一轮的国际油价大幅跳水是供需失衡和产油国激烈争夺市场份额的结果。从需求面说，正在全球加速蔓延的新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世界经济，特别是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国能源消费的“急性下降”，石油需求迅速下滑自然会导致油价断崖式跳水；从供应方面而言，目前全球石油供应充足而且过剩。本来，2016年底以来形成的OPEC+的减产机制使油价维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但沙特与俄罗斯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导致减产谈判破裂引发了世界范围的“价格战”，石油供给增加将导致油价进一步下跌。

3月6日OPEC+部长会议的减产谈判破裂后，沙特已宣布开始大幅增产，计划两年内将产量增至每天1200万-1250万桶。俄罗斯也计划每天增产至1100万—1150万桶。3月9日，尽管俄能源部长诺瓦克表示不排除与OPEC联合采取措施稳定市场的可能性，并称下一次OPEC+会议计划在5-6月举行。但沙特能源大臣称“看不到在5-6月召开会议的明智之处，这只会显示出我们未能在应对目前这场危机时做本应做的事，采取必要的措施。”实际上明确拒绝了俄的建议。这意味着石油价格价战正式打响，并最少将持续两年的时间。

更为重要的是，自201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页岩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借助页岩油气开发一举超过沙特和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2018年，美国石油产量占全球石油市场的份额为16%，2019年进一步上升至18%，超过俄罗斯的16%和沙特的15%。美国从最大油气进口国向油气生产大国的转变促使世界油气市场加速从“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国际能源地缘政治也随之变化，沙特、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传统油气生产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地位相应下降，欧洲、日韩、特别是中国的市场重要性进一步提升，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油气生产国、金融霸权国以及唯一超级大国，其在世界油气市场和能源地缘政治中的优势地位则更加明显。

受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全球石油消费已过峰值高点并进入下行区间、全球能源转型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已具备相当竞争能力等多重因素影响，低油价时代已经来临。国际分析机构认为，油价短期内有跌破20美元的风险，中长期很可能在40美元左右徘徊并很难突破60—70美元的上限。

中国应以全新思路看待能源安全

随着油气资源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攀升，中国多年来对能源安全给予了特别关注，甚至某种程度上有“能源饥渴症”和“能源焦虑症”的情况，特别担心有人切断我们的“能源命脉”。这种焦虑集中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担心掐断供应，二是害怕切断运输，三是恐惧价格高企，四是考虑战争风险。

“能源焦虑症”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困扰国人多年的“马六甲困局”。其核心假设是中国80%的石油进口经过马六甲海峡，一旦爆发战争，将给中国的能源安全构成致命威胁。因此，中国需要大力发展陆上油气运输通道，以保障能源安全。

乍看起来这一论断头头是道，但实际上有两个问题值得深入推敲：一是将战争作为日常经济社会决策的前提假设是否合理？二是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是否值得只重视供应而忽略成本？

深入思考就可以明白，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高精度激光制导炸弹完全可以对陆上能源运输管道构成毁灭性打击，绵延数千甚至近万公里的陆上油气管道比分散性的海上运输更不安全。而在战争条件下，我们当然会实施战时经济状态，首先确保军事油料所需，难道还要维持日常性油气进口吗？此外，能源安全不仅要运输安全，还要关注“以合理的价格”获得可持续供应。在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判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大规模修建陆上油气管道的投资成本和运营成本如何消化？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马六甲困局”是不是一个被人为夸大了的威胁？我们是把日常经济社会决策的前提放在一般的经济规律和市场运作上，还是放在以战争作为起点的假设上？

事实上，自上世纪60年代石油危机结束特别是冷战后全球化深入推进以来，石油和天然气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上流动性最强、市场化水平和金融化程度极高的大宗商品，其商品属性已远远超过其战略属性。以往我们过于强调中国油气依赖进口的“短板”，但实际上，国际能源产业链是由资源、资金、技术、市场四个因素共同组成的，中国在这四个方面都有足够优势。随着新能源革命特别是国际油气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中国庞大的能源消费市场正在成为我们手中所掌握的重要“结构性权力”，可以成为对外能源合作至关重要的议价工具和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手段。而在实践中，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结构性权力”的重大战略价值，还没有形成以这种“结构性权力”维护自身能源安全和打造中国在国际能源战略格局中影响力、塑造力和主导力的总体思路和可操作性工具。如何发挥这种结构性权力的影响力，是学术研究、政策制订和公司运营都应该着力加强的地方。

以“结构性权力”维护中国能源安全

着眼世界油气市场和国际能源地缘政治变化，中国不宜再妄自菲薄，应该充分认识到自身所拥有的能源“结构性权力”，化“软肋”为优势，多策并举，切实维护国家能源安全、能源企业良性运转以及能源消费者权益。

短期内，考虑到新冠疫情影响很多既有中外油气合约履行，外国供应商可能向中国企业追究违约责任，中国相关企业可以疫情“非可抗力”理由争取与对方达成和解，避免违约赔偿；考虑到沙特已宣布4月份将提高其石油产量至1000万桶/日，并宣布对亚洲地区降价4-6美元/桶，这有可能引发连锁效应，导致国际油价进一步下挫，中国应充分发挥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设施效能，争取做到足额储备；此外，当前国内与国际成品油价格严重倒挂、差距巨大，不仅引起国内消费者诸多不满，也增加了疫情条件下的物流成本和企业压力，国家相关政策主管部门可考虑适当增加国内外成品油价格联动机制的强度与弹性，让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油价进一步接轨。

中期内，首先要加大国家石油天然气战略储备以及商业储备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增强我国应对进而影响国际油气市场变化的能力，并更好地解决调峰问题；其次要积极引导中外油气合作规则向于我有利的方向转变。随着国际油气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为王”正使能源消费国的话语权迅速上升，而油气出口国则话语权下降。

以俄罗斯与欧盟天然气合作为例：以往双方采取的是以长期石油指数化合约、照付不议条款为核心的“格罗宁根原则”，其核心是买方承担数量风险、卖方担任价格风险。但由于现在俄罗斯对市场的需求远高于欧盟对资源的需求，因而欧盟借助“第三能源一揽子法案”、建立多个欧洲天然气交易中心、加大液化天然气进口等多种方式，推动由市场供求主导的商业模式来削弱俄罗斯的传统权力，使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不再由长期合约决定，而是同时由市场供求关系驱动、并受管道气与液化气之间竞争关系的影响，从而成功地将价格风险和数量风险都转向卖方俄罗斯。而俄罗斯不得不更改石油指数条款、降低照付不议比例，甚至对欧打折销售。

中国可以充分参考欧盟经验，借国际油气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低迷之机，修改与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缅甸天然气贸易协议中与油价挂钩以及照付不议条款，最大限度维护我方利益；此外，在“市场为王”之际，各大油气生产国都迫切希望争夺中国市场份额。中国可进一步加大油气进口多元化力度，调动出口方相互间竞争，促使沙特、俄罗斯、澳大利亚、卡塔尔等能源供应商向我提供更优惠的出口价格和其他条件。

长期看，宜进一步推动国内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全面、充分地融入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稳步提升话语权与影响力。首先，考虑到世界已经进入经济低增长、石油消费低增长和长期供大于求的局面，我宜对未来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以及全球产业链、价值链调整进行深入思考、做到合理布局。

其次，要稳步推进国内油气行业市场化改革，更多吸引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资源开发、油气贸易、管网建设与运营以及战略和商业储备基础设施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利益捆绑实现政府、企业、消费者以及国内外投资者的共享、多赢。但同时要考虑到，随着低油价时代的到来，很多大型油气开发项目面临的经济风险上升。有鉴于此，可适当放缓国内大型油气田开发,“但留分寸地,留于后人耕”。而对于国外伙伴的油气开发、特别是高风险的深水与极地项目，更要慎之又慎。

第三，可参考欧盟经验，稳步推进国内多地油气交易中心建设，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国内外两种资源的有效、平衡利用，进一步提升我在国际油气定价机制中的地位与作用；此外，目前国际油气市场仍一定程度存在“亚洲溢价”，这是由于东亚三个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中、日、韩缺乏有效的能源合作造成的。中国应积极推动中日韩能源合作，以建设东亚能源共同市场为抓手促进东亚一体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