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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伏往事
中国光伏往事:(一)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在举国的一片欢腾中,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306组的王占国或许不无失落。三年前,29岁的王占国受国防科工委
:(一)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在举国的一片欢腾中,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306组的王占国或许不无失落。
三年前,29岁的王占国受国防科工委14院的委托,参与执行“651”科研任务。“651”是新中国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代号,当时全国的人、财、物遇到“651”均开绿灯。王占国主要负责为“651”任务研制光伏电池,协助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发射卫星。
此时太阳能发电对于发达国家而言都是前沿领域,王占国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早前曾有科研人员发现,P+/N太阳能电池在空间中运行时会遭遇电子辐射,造成电池衰减,使电池无法长时间在空间运行。1967年,王占国和他的团队发现N+/P太阳能电池具备更佳的耐辐射性,尤其是高阻的N+/P太阳能电池。在年底召开的电池定型会上,高阻N+/P太阳能电池结构正式被“651”任务采纳。
1968年7月至11月,王占国率领中科院半导体所306组团队完成太阳能电池的批量生产,总投片数5690片,成品3350片,电池成品率为62%。但出于稳妥考虑,“东方红一号”卫星并没有采用光伏这项当时最前沿的技术作为电源,而是用了化学电池。
“东方红一号”卫星最终在太空中工作了28天。11个月后,基于“东方红一号”设计的备用卫星“实践一号”发射,这个采用了光伏发电的卫星最终在轨道上运行了8年。
早期应用在卫星上的太阳能电池
完成科技预研早已离去的306组专家们没有想到,作为共和国航天事业的功臣,他们无意之中,也成为了中国光伏发电的鼻祖。
1970-80年代,中国光伏开始从“上天”到“落地”。1975年宁波、开封先后成立太阳电池厂,1983年甘肃省自然能源研究所在距离兰州市40公里左右的榆中地区建设了10KW民用光伏电站,这座如今保存在研究所基地的中国最老光伏电站,经历了30多年损毁和风吹雨打,功率仍能保持在7KW左右。
中国最古老的光伏电站
(二)
真正让光伏发电广为人知的,是施正荣和他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
1988年,25岁的施正荣赴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留学,师从2002年诺贝尔环境奖得主、“太阳能之父”马丁·格林教授。如果不是1998年中国政府拟建设的一个项目,施正荣也许会成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名教授,在澳洲的校园里过着平静安逸的生活。
这个项目就是国内第一套3MW多晶硅电池及应用系统示范项目,中国光伏产业的序幕从此拉开。此后,一批又一批的光伏企业前赴后继,时至今日,最耀眼的仍然当属施正荣创办的无锡尚德。
不得不佩服施正荣的眼光与胆量。2000年,施正荣放弃在澳大利亚优越的生活和科研条件,带着14项太阳能技术发明专利回国创业。37岁的他拎着小挎包和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中国内地转了七、八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施正荣都会声称:“给我800万美元,我给你做一个世界第一大企业。”
其时,施正荣的豪言壮语更像是天方夜谭。2000年的IEA世界能源大会给出的预测是,到2020年中国的光伏总装机容量将少于0.1GW。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光伏产业尚处于培育期,不仅总生产量很小,而且从技术层面来讲,国内光伏产品性能和质量也未达到国际标准。
2001年1月,在无锡市政府的支持下,无锡尚德公司正式组建。施正荣以40万美元的现金和价值160万美元的技术参股,共占25%股份,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并担任总经理。2002年,尚德公司第一条10兆瓦生产线正式投产,产能相当于此前四年全国太阳能电池产量的总和。日后轰动全球的光伏巨头就此从太湖之滨起步。
与此同时,国内光伏行业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苗连生和他的英利公司仍在苦苦挣扎。这名转业军人出身的商人,每天必看央视《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河北日报》头版。1993年,做了十多年化妆品生意的苗连生开始从日本进口散件组装太阳能霓虹灯。太阳能霓虹灯激发了他对太阳能产业的兴趣。“上天把太阳赐予大地,我们就有义务将阳光转化为能源,造福人类。”
1998年,苗连生正式成立保定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一年后,在合作伙伴退出的情况下,保定英利依然承担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应用系统示范项目。这是中国首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晶硅太阳能产品示范生产线,保定英利也成为了首家步入中国光伏产业的公司。
中国英利产业园
然而令苗连生意想不到的是,这个示范项目通过国家验收后却无人喝彩。虽然中国也于2000年前后启动了送电到乡、光明工程等一系列扶持项目,通过光伏和小型风力发电解决西部七省区700多个无电乡的用电问题。
世纪之初,中国光伏产业的两位大佬都已登台,但掌声仍未响起。。
(三)
在那个年代,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才是光伏企业真正角逐的主战场。
1997年12月,人类第一部限制各国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法案《京都议定书》在183个国家获得通过。德国成为了先行者,2000年颁布了《可再生能源法》,并于2004年进行重新修订。修订后的法案提出:根据不同的太阳能发电形式,政府给予为期20年、每千瓦时0.45-0.62欧元补贴。德国之后,西班牙等光照条件好的国家相继颁布鼓励政策,欧洲光伏市场被点燃。
2004年,全球光伏产业迎来全面爆发元年,中国光伏企业也步入高光时刻。
在欧洲市场的刺激下,尚德的组件出口金额在2004年翻了10倍,公司利润接近2000万美元。2005年12月,完成了私有化的尚德成为中国大陆首家登录纽交所的民营企业。2006年1月13日,尚德收盘价为34.02美元,董事长兼CEO施正荣也以23.12亿美元的身价荣登中国首富。
同样是2004年,苗连生的辉煌之路从德国南部重镇慕尼黑起步,随后拓展到西班牙、意大利等市场。面对欧洲骤然兴起的太阳能组件抢购风潮,苗连生以足球运动树立英利品牌形象,于2006年为德国凯泽斯劳腾的世界杯球场光伏发电工程提供组件,并赞助西甲球队,成为光伏历史上的经典营销案例。
2007年6月8日,英利在纽交所上市,融资3.19亿美元。苗连生也在这一天成为了纽交所成立以来唯一一位在启动仪式上不打领带的企业家。他说,他更愿意让西方社会能就此记住,英利是中国的企业。
2007年,彭小峰成为中国新能源的首富。这位比苗连生年轻九岁的企业家此前长期从事外贸工作,因在欧洲看到了光伏行业的火爆,决定进行二次创业。2005年,彭小峰在江西新余成立了赛维LDK,伴随着此后100MW硅片产能投产,亚洲最大的硅片生产商就此诞生。仅通过2年时间,彭小峰就将赛维推向美国资本市场,并创造了当时中国企业在美国完成的最大规模IPO的记录。
与此同时,随着下游需求的火爆,2004年全球范围内开始爆发了多晶硅缺货潮:一边是不断创新高的价格,另一边是不顾一切哄抢硅料的企业,“拥硅为王”成为了当时光伏行业最鲜明的特征。
在2002-2003年,全球最好的半导体级多晶硅售价只要28美元/千克,可到了2008年,太阳能级多晶硅一度被炒到400美元/千克。
刚刚完成融资的中国光伏企业家们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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