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点评煤炭污染贡献被量化

2014年10月20日，国际环保机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在京发布“中国煤控项目”的研究成果：《煤炭使用对大气污染的“贡献”》，报告中将煤炭直接燃烧以及相关部门，如钢铁、水泥等进行定量分析，得出煤炭对中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汞和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均值为56%。

对该项报告和“中国煤控项目”的研究逻辑与研究成果进行点评时，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张世秋教授表示：“通常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政策建议的出现，是因为其正好符合某一个特定群体的选择性倾听方式，所以它被认为就是对的。”会这样的政策建议是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

张世秋教授认为，煤炭大气污染贡献均值56%，该数字是基于对现状和问题进行识别分析，帮助中国在未来形成煤炭对大气污染治理方向的认同感，在此基础上得出的政策建议的价值不言而喻。

量化的背后

对于“中国煤控项目”能够将煤炭污染的“贡献”进行量化，张世秋教授认为，针对国内大气污染的问题公众关注意识已经很高，但目前社会普遍形成的对于煤炭和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理解现状是：可能知道但却未必很详细。她指出：“我们所知道的也并不足以形成对决策支持作用。”

张世秋教授从现有的了解程度肯定了“56%”这一数值的意义。“中国煤控项目”课题组通过大量工作，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之上甄别问题，研判形势，回应挑战，张世秋教授认为按照这样的研究逻辑关系进行研究十分重要。近几年，针对燃煤行业和污染贡献，业界都在进行相关研究工作，“中国煤控项目”从研究上比较好地整合了先前的研究成果。

对于具体数值的精确性，张世秋教授表示：“面对一个庞杂的问题，通常人们并非单单追求研究的精确性，而是正确空间是否存在。”

煤炭的地位会变得“尴尬”起来？既然煤炭使用对大气污染的贡献比例已经明朗，那又该如何去看待煤炭这一传统能源的地位呢？对此，张世秋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无论是生产结构还是消费结构，都与该国的资源禀赋相关。目前，煤炭相对于中国是相对容易得到且又比较廉价，在不考虑环境成本的情况之下，加上没有完善的政策引导，煤炭这样随手可得的资源人们为什么不用？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席能源经济研究员陈卫东也向中国能源网表示：煤炭对于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可谓居功至伟。

张世秋教授表示，如果想撼动煤炭这一中国能源主要贡献者的地位，需要找到可替代的能源，并且可替代的能源要具有市场竞争性，否则控制总量很有难度。

政策与市场需同时进行有效转变。在我国2000年以后的经济发展中，能源需求总量基本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强调能源结构的调整，但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依然还是现在的样子，70%的地位没有什么变动。”张世秋教授认为对于这一现象过去总是在讲宿命，即资源禀赋已经如此，那么多年努力的成果如何就不难推测了。

相反，从“中国煤控项目”中可以发现，“要化解我国能源结构长期没有发生变化的问题，排除不能够改变的自然禀赋的因素，可改变的是在政策方面。”张世秋教授以经济和市场的表现举例，经济增长过快从而能源需求剧增，要找出满足增量的清洁能源，如果我国没有对所谓肮脏型使用（即使用过程当中会产生污染）的能源形式进行恰当课税，即将导致清洁能源很难具有市场竞争力。

张世秋认为重要的在于使用煤炭所带来的环境外部成本到底最终被谁来承担。对风能进行补贴或者征收煤炭环境税，这只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一个方面，对能源使用的外部环境影响没有内化的具体使用过程中，社会人群就会收到影响，社会发展公平性便会存在问题。

一刀切政策难以化解问题

中国形成以燃煤为主要污染贡献者而产生的污染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能源的使用量过大，因此控制总量尤为重要。“控制总量必须和调整结构结合起来，虽然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但依然会有较大的能源需求出现，这就意味着能源总量控制目标的前提是其他替代能源形式出现来弥补这样的空缺。”张世秋教授认为能源需求硬性增长的背后，增加能源供应渠道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无论是总量控制，还是调整结构，最终的落脚点主要还是企业，对此张世秋教授表示，应该把因使用煤炭所带来的外部效应内化到企业的决策中去，即形成特定的价格信号，考虑如何制定一个正向的、激励型的措施。她认为这需要首先创造一个制度环境，让那些企业在特定标准情况下形成新的市场竞争力。

政策制定与技术发展相配合，更体现在燃煤的利用的技术效率方面，张世秋教授认为好在当前有比较大的改进的空间，“能源利用虽然有技术改进空间和节能减排的潜力存在，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个改善的空间将越来越有限，更重要的是长期减排成本会越来越高。”张世秋教授的分析可以从当前煤电“近零排放”、“趋零排放”、“超低排放”等概念上的争论中得到印证。

张世秋教授还特别提醒说：“如果不区分行业就很难了解问题所在，反之就会发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用户之间，直接利用煤炭进行社会经济生产过程所产生的企业财务成本和社会成本都不尽相同；在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和不同用户之间，进行污染控制和煤炭消费相关的污染控制中，控制成本也有巨大的差异。”她表示，当一个社会的成本和效益，社会成本与企业成本之间存在巨大差异的时候，就意味着很难通过一个一刀切的政策去解决相应的问题。（中国能源网 赵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