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石油70年创业奋斗史：打开新中国石油工业之"门"

70年来，几代石油人哼着《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旋律，足迹踏遍祖国大江南北。对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而言，肩负着保障祖国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正如“铁人”王进喜所说：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没油是最大的矛盾。70年间，中国石油人秉承着这样的“铁人精神”，书写了一篇为祖国献石油的华章。

新中国石油工业之“门”

站在玉门油田老一井前，91岁高龄的赵宗鼐感慨万千。

1939年，位于今玉门市区南端的老君庙老一井正式投产。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老一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十年后，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一井迎来了新中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玉门油田开发建设80周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原油年总产量仅有12万吨，其中天然原油(地下直接开采的原油，区别于煤、天然气等产品转化而来的人造原油)仅7万吨。资料显示，玉门油田1949年天然原油产量为6.9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98%。百废待兴中的新中国，急需石油来恢复国民经济。朱德总司令曾感慨道，没有石油，飞机、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啊! 因此，恢复石油工业的重点放在了玉门。

“我生命的三分之一是在玉门度过的，对玉门有着特殊的感情。每次回到玉门，都被玉门人那顽强拼搏、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 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常务副部长赵宗鼐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说。1951年，大学毕业的赵宗鼐来到玉门油田。“当时我们一行人乘坐火车从北京到达西安后，再往西就不通火车了。从西安到玉门乘坐的是运送重晶石(一种非金属矿石)的卡车，行李放在石头上，人坐在行李上，每到歇脚的时候，就要把行李拿下来。道路崎岖，都是土路、砂石路。一路走走停停，终于在十几天后到达了玉门。” 赵宗鼐向本报记者回忆道。

虽然条件艰苦，但正处于恢复生产期的玉门油田回荡着一股昂扬的激情。在那样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生产建设靠的是信念坚定。钻井工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打破惯例，坚持在冬季出工，全矿上下一派繁忙。就这样，1950~1952年间，玉门油田新增油井30口，完成钻井进尺(反映采掘或钻探工作进展情况的主要指标)1.7万米，相当于该油田解放前10年钻井总进尺量的四分之三。1952年实现原油产量14.3万吨。

20世纪50年代，玉门油田开始按照科学方法开发油田。1953年，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石油地质人员确定了玉门的老君庙油田为水驱油田。调整采油技术后，至1959年，原油产量达到93.64万吨。回顾当年的场景，赵宗鼐说道：“玉门是艰苦奋斗搞起来的，改变了我国石油工业落后的面貌，是石油事业的先行者。”无论是保障供给还是科学采油，玉门油田作为共和国的石油开采摇篮，不断地为全国石油事业输送力量。

从西部“撒网”到战略东移

1953年前后，产油大户美国的原油产量呈现出疲软势头，而中东地区一批特大型油田陆续被发现，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心逐步从美国向中东转移。自此，全球石油大发展的时代来临了。同样是在1953年，中国推进第一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一五”计划，1953~1957年)，当时，石油工业在中国的工业部门中还是最薄弱的环节。1953年，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地质部部长李四光的建议时表示，要进行建设，石油是不可缺少的，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没有石油都转不动。

然而，任何事业的起步都是艰难的。在“一五”计划的头三年，国内石油工业队伍装备落后，经验匮乏，将大量精力投放在甘肃玉门和新疆准噶尔地区，但是，勘探开发收效甚微，仅在甘肃和新疆零星发现了几个小油田。随后，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康世恩调整思路，在四川、青海柴达木盆地以及新疆克拉玛依地区采取“撒大网、捕大鱼”的策略，开展石油勘探工作。

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冷湖地区打出了日喷800吨原油的高产油井。到1959年，又先后探明了冷湖5号、4号、3号油田，并于当年实现了30.7万吨的原油产量。1959年底，全国已探明石油储量比“一五”计划末增长了77%，全国原油产量达到了373.3万吨，比“一五”计划末增长了一倍以上。然而， 1959年，全国石油产品销量为504.9万吨，其中国内自产的只有205万吨，自给率不过40.6%。可见，当时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还没有根本改变。

此时，石油勘探部署开始东移。1958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指示，石油勘探工作应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在“二五”计划(1958~1962年)期间，东北地区能够找出油来就很好。石油勘探的东移，为20世纪60年代东部地区石油勘探与开发的大规模展开，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1959年9月，黑龙江大庆地区松基三井喷出工业油流。在随后的勘探中，逐渐探明大庆地区位于一个有利于含油的二级构造带上，大庆油田的油藏类型则确定为大型背斜构造油藏，面积达2000多平方千米。自此一场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的“石油大会战”，正式打响了。这有望一举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了太平洋(3.450, 0.02, 0.58%)。

“石油大会战”与“铁人”王进喜

然而，当时大庆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石油大会战”第一年，4万多职工在毫无依托的大草原上进行工作，既无房屋又缺少交通工具，连锅灶、生活用具都不齐全。可以说，此次“大会战”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为了更好地部署指挥“石油大会战”，石油工业部党组成员和部机关一半以上的干部搬到“会战”前线办公，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和副部长康世恩就住在现场的一座牛棚里。

为支援大庆“石油大会战”，玉门油田更是将家底掏空，机器设备几乎全部运往大庆，王进喜、孙德福等一批优秀的石油工人一同奔赴大庆。1950年，王进喜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在玉门老君庙油田艰苦的环境下，他获得了“钻井闯将”的称号。1960年2月，“石油大会战”刚刚打响。王进喜就带领1205钻井队不远千里来到了大庆东北部的萨尔图。

在1205钻井队克服重重困难，创下5天零4小时打一口中深井的纪录之后，1960年4月29日，王进喜率队准备往第二口井搬家，途中右腿不慎被砸伤，但他仍在井场坚持工作。由于地层压力太大，第二口井打到700米时发生了井喷。危急关头，王进喜不顾腿伤，扔掉拐杖，带头跳进水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水泥浆，最终制伏了井喷。就这样，王进喜带领着1205钻井队打出了大庆石油会战的第一口井。用他的话说就是：“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

“铁人”王进喜及1205钻井队的艰辛经历，只是当年大庆“石油大会战”真实状况的一个缩影。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大庆油田从无到有。自1959年9月第一口探井见油到1960年底基本探明865平方千米的含油面积，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1963年，大庆油田累计打井1178口，建成了具备年产600万吨原油生产能力的大油田，并于当年生产原油439.3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8%，为实现石油基本自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改制上市写新篇

作为新中国能源产业的显著标杆，中国石油的前30年是一部浴血奋斗的创业史，而后40年则是脱胎换骨，变身为现代大企业“航母”的骄人历程。

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原石油工业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前身)。1998年3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将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与化学工业部的政府职能合并，组建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而化工部和两家总公司下属企业，则按照“上下游结合”的原则，分别组建两个特大型石油石化企业集团及若干个大型化肥、化工产品公司。

1998年7月2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正式宣告成立。次日上午，马富才总经理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揭牌。

2000年4月6日，成立一年有余的中国石油成功登陆纽交所，次日又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资产包括石油勘探和生产、炼油、石油化工及天然气业务，涵盖了全国8个省份的29个炼油厂和17个化工厂。可以说，中国石油将旗下最优质的资产上市，通过全球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3亿元人民币。

正因为借力海外资本市场，中国石油从一家传统国有企业转变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在海外资本市场的严格监管下，中国石油通过规范的公司改革，成长为适应市场要求的、符合国际惯例的现代石油企业，并凭借强大实力和发展活力，快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登陆纽交所7年后，中国石油选择了回归A股。2007年11月，中国石油(601857.SH)以每股16.7元的价格发行40亿股，融资规模达到668亿元，成为当年A股最大的IPO(首次公开募股)项目。上市当日，中国石油股价开盘价48.60元，涨幅达191.02%，成为A股第一大市值股票，在上证指数中所占权重接近四分之一。在当时，它的总市值一举超过埃克森-美孚石油，跃居全球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