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中国力量踏上国际油气舞台

编者按：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从石油净出口国变成了石油净进口国。这一转变对我国石油工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全局性影响，开发利用国外油气资源成为必然。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石油地质和勘探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童晓光就根据局势变化，提出油气工业需要“走出去”，他认为“中国最终还得需要世界的能源”。石油工业迈开脚步走出国门，经历了哪些坎坷和艰辛?又获得了哪些成就和荣誉?

童晓光向记者讲述了其亲历的我国油气“走出去”战略从萌芽到实施，再到重大收获的精彩故事。

“走出去”想法萌芽

1988年，我就有了推进国际石油勘探工作“走出去”的想法。为什么要建议“走出去”?当时大庆油田5000万吨原油年产量已经进入第12个年头(1976年，大庆油田原油年产量首次突破5000万吨大关，进入世界特大型油田行列)，渤海湾盆地石油开采也正处于高峰期，当时中国的石油产量不仅足够国内使用，每年还可以出口2000万吨。但与此同时，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国内油气开发上，从每年已有储量和产量看，储采比在不断降低，中国石油产量增长越来越赶不上石油需求的增长速度(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综合分析下来我认为，中国最终还得需要世界的能源。

当时，有两次出国考察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

一次是在1985年，美国西方石油公司董事长亚蒙·哈默博士邀请我们去考察。当时，这家公司正好在哥伦比亚发现了一个大油田。这次考察给我最大的感触是，哥伦比亚油田的开发并不困难，中国也有能力“走出去”勘探开发哥伦比亚等国的海外油田。这也是我们此次美国考察之行的一致感受，但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如何能拿到这些资源。

第二次是在1988年，我受邀在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AAPG)第73届年会做一个学术报告(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专业地质学家组织，已拥有来自116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0多名会员——编者注)。当时，很多石油资源国都在该年会上布设了展厅，将其国内油田的地质条件、资源条件，包括合作方式等一一展示出来。这些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走出去”从事跨国油气勘探开发的方向和途径。

AAPG会议结束回国后，我撰写报告并向石油部(同年9月，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998年又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以下统称为中石油)领导等作了汇报，这也是我第一次提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石油勘探开发的建议，但部领导当时并没有立刻作出批示，只回复我：“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现在塔里木油田的开发更重要，你先去塔里木油田吧。”1989年，我以指挥部总地质师和地质研究大队队长身份参加了塔里木油田会战。这件事情暂时就被搁置了。

1991年，我又被调回北京工作。因为在当年中石油的年终会议上，“开发海外”被列为当时中石油的三大战略之一。之后我就以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地质师、中石油国际合作局副局长的身份，集中全力开展“走出去”相关工作。

当时我主要负责海外新项目的评价。1992年我开始对利用国外油气资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研究，基本结论是中国油气资源总量较丰富，而人均相对贫乏，必须利用国外资源。世界油气资源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比较丰富，有许多合作勘探开发机会。从1993年开始，我撰写文章将上述观点发表，起到了舆论先导作用，也引起了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随后利用国外油气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逐渐成为我国石油界和经济界的共识。

苏丹：首战告捷

那时“走出去”的地方有很多，但最成功的地区首属苏丹。

1995年河南省政府相关部门与中石油中原油田组团一起去苏丹做了调研，回来后他们提出了“走出去”开发苏丹穆格莱特盆地6区块油田的建议。

在此之前，美国雪佛龙公司已经在6区块勘探了很长时间，他们在那儿打了一批井，但认为没有勘探开发前景，选择了退出。中原油田一行那次考察回来先向我作了汇报，之后我们又一起向中石油领导作了汇报，但在是否要参与开发苏丹6区块项目问题上，总公司迟迟下不了决心。之后我自己又做了一番调查，重点研究了雪佛龙公司在AAPG上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认为开发苏丹6区块还是有希望的。中石油领导又一次听完我的汇报后，终于下定决心，苏丹6区块项目成为中国第一个走出去的海外石油勘探开发项目。我们对6区块开展了一番整体研究，在当时我们认为资源前景最好的东部凹陷开展了一系列地震勘探工作，选定井位，试油时一举获得成功。直到现在6区块每年仍有300多万吨的油产量。这次收获极大增强了我们“走出去”的自信。

事实上，虽然6区块是我们第一个做成的“走出去”项目，但并不是苏丹最好的区块。真正的主体是苏丹穆格莱特盆地1/2/4区块，该区块才是中国第一次跨出国门进行的大规模石油勘探。

苏丹穆格莱特盆地1/2/4区块此前在美国雪佛龙公司历时15年的勘探中，已经发现可采储量4亿桶，但因美国和苏丹当时发生地缘政治矛盾，雪佛龙公司最后还是选择了退出。

1995年，苏丹总统巴希尔访华，希望中国公司到苏丹勘探开发石油，帮助苏丹建立自己的石油工业体系。1996年，中石油参与国际竞标，获得了对苏丹上述区块项目的开发权，同年6月，中石油与三家伙伴公司共同组建了联合作业公司——大尼罗河石油作业有限责任公司，其中中石油占股40%、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占30%、印度国家石油公司占25%、苏丹国家石油公司占5%。中石油苏永地等地质专家设计的钻井位置成功率很高，随后的工作推进得非常快，也非常成功，我们1997年开始油田开发作业，1998年开始建设长约1506公里、管输能力1250万吨/年、始于苏丹中南部的黑格里格油田，途经喀土穆，直达苏丹港的原油管线，1999年8月就把油运到了海边。

从雪佛龙公司手中接管这个盆地以后，我们在5年内发现了新增可采储量8亿桶，最终使之成为了一个年产1500万吨的大油田。这期间，我首次提出了穆格莱特盆地的被动裂谷盆地的地质模式和成藏模式，指导1/2/4区块勘探，还分别对断块圈闭的侧向封堵性和油柱高度相关性进行研究，对主力优质储层分布规律进行研究，确定有效储存的深度下限，确保了所发现的油田为高产油田。之后凯康槽东西两侧均有了重要油气发现，成为油田建设的新基地。我作为上述项目第一完成人的课题研究，获得了2003年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苏丹还有一个开发很成功的区块就是苏丹东部的迈卢特盆地，该盆地位于苏丹3/7区块，是中非裂谷系的第二大沉积盆地，也是中非裂谷中勘探程度较低的盆地之一。在我们进入前的年10年间，美国雪佛龙公司曾对其进行过勘探，当时钻了3口井，虽然能产油，但是油流很少，不具有商业开采价值，雪佛龙公司最终选择了退出。

我们于2000年开始投标研究，当年11月，中石油中标该区块石油勘探开发项目，很快就与苏丹开展了勘探开发方面的合作，组建了合资公司，在该合资公司中，中石油拥有41%权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拥有40%，苏丹国家石油公司拥有8%，中石化拥有6%，阿联酋国家石油公司拥有5%。但最初的勘探开发工作并不是以我方为主，工作重点也是围绕着当时正在产油的三口井附近继续找油，虽然也有油产出，但产量都不高。

我参与后，决定在原来基础上向北勘探，根据当时的地震工作成果，我们彻底弄清楚了迈卢特盆地北部凹陷的地质构造，随后我被安排部署打井方案。我与项目地质人员研究后很快就定出了北部凹陷Palogue构造的井位。2002年8月，我们开始做准备工作，10月开始钻第一口井，12月份就出油了，产量非常高，单井达到800吨/日。之后项目很快就顺利展开了，Palogue油田产量超过1000万吨/年。可以说，该油田是中国在海外发现的储量最大的以完整盆地为对象的风险勘探项目，达到了世界级大油田的标准。该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在2005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应该说苏丹上述两个区块的油气开发都很成功，当然，现在情况不是很好，2011年苏丹分成南北苏丹之后，南苏丹国内形势持续恶化，武装冲突不断，我方油气开发许多工作开展难度陡增。但仅从我们的工作而言，确实是成功的。

哈萨克斯坦：中亚“桥头堡”

1997年，在开发苏丹项目同期，我也主要负责中石油“走出去”在哈萨克斯坦开发的第一个油气项目，即阿克纠宾项目，该项目评价、投标、谈判和签约是我主持完成的，实践证明评价书中对油田产量的预测与实际结果十分一致。

1995年5月，哈萨克斯坦政府发布政府令，宣布一系列油气生产和炼油企业实行私有化，国外公司可通过购买哈国油气企业的股份，取得油气田的开采和经营权。在分析了前苏联各国的油气资源潜力和投资环境之后，中石油将哈萨克斯坦定为优先进入地区之一，阿克纠宾油气公司股份私有化项目是一个良机。1997年6月，中石油购入60.2%股份接管阿克纠宾油气公司，拉开了中亚油气合作的大幕，2003年又购入哈萨克斯坦拥有的另外25.12%的股份。阿克纠宾项目是当时中石油在中亚—俄罗斯地区的第一个大型投资项目，被称为中石油开拓中亚业务的“桥头堡”。

当时有意参与竞标的还有埃克森美孚、阿莫科、德士古及加拿大、俄罗斯公司，其中埃克森美孚标价为2.4亿美元，而我们是3.2亿美元。

为什么我们要给出较高的标价?参与竞标前，我们通过调研发现，这个项目一共有3个油田，但是阿克纠宾公司的许可证只有两个油田，分别是“扎那若尔”和“肯基亚克”盐上油田。“扎那若尔”是当时的主力油田，年产量200余万吨，开发方案井还没有打完，但是已经生产了2000多万吨石油了，不过剩余储量还很大。“肯基亚克”盐上油田是一个老油田，生产的时间更长，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生产了，是稠油油田，产量仅约20万吨/年，已经进入衰减期。第三个油田即“肯基亚克”盐下油田，当时是没有许可证的。因为当地政府对“肯基亚克”盐下油田评价很低，当时的作业公司对其评价也低，所以只有两个油田在生产。

因此，其他公司投标时，只是指定了有许可证的“扎那若尔”和“肯基亚克”盐上油田，但是经过大量调研，我们恰认为“肯基亚克”盐下油田的前景很好。按中石油技术经济评价组当时的结论，油田范围内已经完钻的近40口井，地质储量超过0.77亿吨(总地质储量约为1.11亿吨)的主力层系石炭系为块状底水油藏，油层分布稳定，作为C1级(相当于我国的控制储量级别)应该是可信的。所以，我们当时与哈政府协商后指定，我们的标书要包括上述所有三个油田。这也是我们愿意多出8000万美元竞标的原因，目的就是要拿下“肯基亚克”盐下油田。

1997年中石油中标上述项目后，我们先是基于该项目原来基础，在最初3年时间主要围绕已开发油田开展工作，并将这两个油田的产量从最初的200万吨/年，增加到超过500万吨/年。2000年，开始开展“肯基亚克”盐下油田相关工作。我们进入后留下来继续工作的阿克纠宾公司地质人员也一个劲儿劝阻我们“不能打井”，因为这个油田的地质条件很特殊，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确实没敢贸然打井。

直到2000年3月完成的肯基亚克盐下油田开发可行性概念设计中，提出的6个开发方案，最高年产量也仅约110万吨。我负责地震工作，经过大量研究后，最终我们决定在三维地震的基础上开始以石炭系为目的层进行钻探和测试，其结果大大超出原来设想。

从盐下油藏后来的开发生产情况看，1997年中石油技术经济评价组对该项目的评价结果是正确可行的，通过进一步复算，主力石炭系0.77亿吨的C1级石油地质储量是落实、可靠的。肯基亚克盐下油田从2002年3月第一口井开钻，11个月完井后获得日产原油100吨，2004年，肯基亚克盐下油田产量达到近200万吨。阿克纠宾油气项目的油气当量产量也从中石油接管最初的200多万吨，到2004年达到532万吨。

后来我们又与哈签订了5个项目，权益产量达到约1000万吨/年。还有一个在里海北部的卡沙甘古油田，原油地质储量48.5亿吨，中石油占股8.33%。

中东南美：多点开花

中东是世界上油气最丰富的地区，中东的合作项目多属服务合同项目。与中国合作最多的国家是伊拉克，虽然伊朗油气非常丰富，但要比别的国家强势，尽管如此，现在我们也有了年产量几百万吨的油气生产项目。

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伊拉克艾哈代布油田合作项目与鲁迈拉油田合作项目。

在油价比较高的时候，最成功的项目应该是艾哈代布油田。此项目是伊拉克战争后中国的第一个石油合作项目。其实早在1997年，中石油就与伊政府签署了开采艾哈代布油田的协议，但之后由于伊政治环境变化，协议中断。2008年11月，中国绿洲石油公司和伊拉克国有的北方石油公司在巴格达签署了艾哈代布油田开发与服务合同(绿洲石油公司是中石油和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的下属合资企业，伊拉克的合同是服务合同)。恢复生产之后，仅用4年半时间，就建成了年700万吨的原油产能，可以说艾哈代布项目是效益最好的，最初每桶油约有6美元的收益，目前降到约3美元。

鲁迈拉油田是伊拉克最大的油田，也是世界第六大油田。中国的鲁迈拉项目是英国BP公司转给中石油的，目前产量超过2800万吨/年。中石油在该项目中股权占到46%，BP公司47%。还有一个项目是在2013年，中石油收购埃克森美孚公司下属公司持有的伊拉克西古尔纳-1期(紧邻中石油参与作业的鲁迈拉油田北部)32.7%权益，但项目规模不太大。签订于2010年初、年产量为700万吨的伊拉克哈法亚的服务合同项目，中石油占股45%，目前每年有265万吨份额油。

目前看来，南美地区勘探最成功的还属2013年中石油与中海油联手中标的巴西桑托斯盆地的利布拉油田项目，但在该项目里中石油只占到10%的股份，中海油也有10%，由巴西国家石油公司(40%股权)在运作。

到目前为止，巴西的盐下海上深井勘探(2000米埋深)打了6口井了，油层厚度最低的有200多米，最高到300多米。在2007年承担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全球油气资源研究及油气资产快速评价技术”研究中，我们彻底摸清了全球板块演化的全部历史过程和相关油区的构造。桑托斯盆地是南美大陆和非洲大陆开裂的产物，两个板块在白垩系时开始慢慢分开，最初是湖泊，到第三系就变成海了。南美与非洲分开之后，形成了好多盆地，桑托斯盆地是其中之一，油气产量肯定会很高。

事实上，经过20多年的跨国油气勘探开发，中石油在海外的油气作业产量已超过1亿吨，权益产量超过5000万吨。中石化、中海油在海外的产量规模也很大，还有一批较小的国家石油公司和民营企业的跨国油气经营也取得了很大成绩。截至2012年底，以“三桶油”为首的中国石油企业在全球49个国家累计参与投资了170个油气项目，累计投资超过1540亿美元，形成了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南美、北美和亚太等油气生产区，建成了西北、东北、西南和海上油气跨国战略通道。

目前中国石油产约占需求量的35%，其余65%要依靠进口，今后进口量可能还要加大，石油进口问题将长期存在，中国石油“走出去”应是长期战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与国际产能合作的加快推进，中国的跨国油气勘探开发事业也必然仍将是其中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