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开放心态全面强化国际能源合作

　　在这个全球化高速推进的时代，能源问题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它掌控着一国的经济命脉，在很多时候，更是牵动双边、多边外交和地缘政治的一只强力杠杆。在此背景下，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针对我国能源安全战略提出的五大工作要点，在四项“能源革命”后追加了“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在各国能源依存度已达空前高度的今天，作为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国，中国如何与他国建立合理、合适的能源联系，已成为一道必须寻得答案的难题。

　　树立新格局下的能源安全观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稍早前发布的专题报告《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认为，当前世界能源生产与消费格局正在生变，“西斜东倾”的特征越发明显——在供应端，以美洲为代表的西半球所占比重持续上升，消费重心则在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转移。

　　“在生产和消费格局出现变化的当下，作为一个全方位的能源进口大国，中国也要顺势而动，树立新的能源安全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研究室副主任刘强告诉《中国能源报》记者，“必须要以全球视角看待能源安全，才能真正实现安全，关起来门，只会越搞越不安全。这是习主席提出‘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的意义所在。”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能源与气候项目常驻学者王韬则认为，新形势下的能源安全已不再是简单的能源供应充足，而是一国甚至多国彼此相互影响的能源系统性风险。“中国不应将目光盯在能源供应来源和通道上，而应更多关注整个系统的抗冲击能力，特别是面对未来气候变化或其他非传统安全因素的挑战，整个能源系统的保障能力。”王韬告诉记者。

　　能源安全的概念与现代石油工业相伴相生，并随着石油经济的高速发展愈发受关注。传统的能源安全观念只关注供应，供应中断被视为最大安全威胁。“但能源供应出现中断极少发生，只出现在大规模战争的极端情况下。”刘强说，“事实上，新时代的能源安全是多层次的，例如电网的抗灾能力、能源供应系统应对飓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环境安全，如煤炭开发造成的污染，也都属于能源安全的范畴。”

　　此外，能源价格也是影响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由国际市场决定的油价若突然变化，国内的经济可能会出现剧烈波动，这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刘强说。

　　以经济性为先导多元化进口

　　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前，化石能源仍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主力能源，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更不待言。而中国当前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逼近60%关口，同时天然气进口比重去年首破30%。这意味着，即便中国的油气需求已达峰值，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继续高度依赖进口已成必然。为确保最基础的能源供应安全，开辟更加多元的进口渠道显然是明智选择。

　　而在制定相应的进口计划时，首先要对中国未来石油需求趋势有一个总体判断，但这并不容易。“OECD国家的需求在2000年之后基本上也不再继续增长，中国对石油等能源的需求终会抵达一个顶点。再就是要判断进口的峰值。现在中国经济到了一个转型期，要对这两个东西作出准确预测很困难。”刘强说。

　　与此同时，刘强强调，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必须要以经济性为先导，不能“为了多元化而多元化”，不计后果地做亏本买卖。就石油而言，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中东仍将是中国石油进口的第一选择，此外拉美、非洲、俄罗斯、北美都有不小的增量空间；在天然气领域，适合中国的增量则主要是中亚和俄罗斯等周边地区，以及海上LNG进口（卡塔尔、澳大利亚、北美）。

　　从历史上看，一直存在亚洲溢价的问题，即亚洲购买油气的价格总比其他地区贵。“这个问题有外在因素，但东亚市场自身也有其特殊性，即市场不充分，买卖信息的沟通不是随时发生的，突然来几个大单，自然价格会升高。”刘强说，“建议东亚国家可以在能源期货上展开合作，成立一个共同的期货市场，让买家卖家的信息充分交流，竞价自然也会变得充分，从而真实反应成本信息，避免意外购买导致的价格失衡。”

　　而未来中国的国际能源合作也不应，更不可能局限于一次能源的进出口贸易。正如习近平主席提出“在主要立足国内的前提条件下，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资源”。

　　“这意味着未来国际能源合作的外延和内涵都将有所扩展。”刘强说，“除了利用全球的资源和生产能力来满足国内对一次能源产品的需求，更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在能源技术、信息上的交流合作，特别是清洁能源生产技术，以及提高能效、燃油经济性等消费侧的技术合作。另外中国要更加主动地参与管理全球能源市场，积极参加全球性能源政策、标准、定价谈判，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

　　积极参与国际能源治理

　　7月14日，习近平在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表示，中国“将更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更加积极有为地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而能源显然是当前国际治理中的关键话题之一。要参与其中，中国的选择有二：要么加入现有框架，要么另起炉灶，但中国尚未作出选择。

　　事实上，一些国际性的能源组织，如国际能源署（IEA）、能源宪章组织等，都在持续向中国抛出橄榄枝。例如国际能源署（IEA）前署长田中伸男去年曾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过去中国加入IEA的制度障碍已不再是障碍，愿意为中国制定特殊的准入机制。

　　刘强认为，能源在中国一直有“部门经济”、“项目经济”的影子，条块分割明显，“石油是石油，煤炭是煤炭，而大能源部一直搞不起来，从未真正上升到国家层级。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热情也高不起来”。

　　展望未来，中国理应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能源安全治理，这也是中国践行大国责任的核心手段之一。“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也是国际能源市场的关键参与者，积极、及时地做出决策，给其他参与者一个预期是非常必要的，否则其他人的决策会失效。”刘强说。

　　前述《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革命》报告则进一步指出，新形势决定了中国要实现“能源为外交”向“外交为能源”的观念转变，由过去的服务政治向服务经济转变，从单纯的稳定供应转变到多边性、合作性，甚至是国际组织框架性的、以稳定石油价格为目标的能源外交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