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新铁人”王启民：为大庆油田插上“科技翅膀”

　　20世纪60年代，大庆油田曾诞生我国石油英雄——“铁人”王进喜。半个多世纪过去，这片热土上又孕育了科技兴油保稳产的“新时期铁人”王启民。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研究怎么开发好大庆油田。”前不久荣获“改革先锋”、今年83岁的王启民说。

　　从波澜壮阔的石油大会战，到原油5000万吨以上27年高产稳产，再到建设百年油田新实践，王启民始终坚守石油科研一线，为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插上“科技翅膀”。

　　解放思想 推翻“贫油”诊断

　　时间回到20世纪60年代，外国专家断言，中国人靠自己的力量开发不了地下储层复杂的油田，还妄图用石油卡住我们的脖子。面对这份“贫油论”“诊断书”，不少人顾虑重重不敢上前。

　　“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誓言在脑海回荡，那时以实习生身份参与石油大会战的王启民在心底呐喊：“宁可把心血熬干，也要让油田稳产再高产。”

　　抱定这样的信念，1961年，这个出生于浙江水乡的南方小伙从北京石油学院毕业后，毅然北上，只身来到大庆油田。那时，王启民写下一副对联：“莫看毛头小伙子，敢笑天下第一流”，横批是“闯将在此”，他立志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油田开发之路。

　　王启民坚信，要开发好油田，既要树立敢为天下先的雄心壮志，更要从地下规律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不照搬国外，又不照抄书本，他组织开辟了9平方公里的“分层开采、接替稳产”试验区。没想到，这一干就是10年。

　　十年磨一剑，不负有心人。王启民组织绘制的第一张高含水期地下油水饱和度图问世，不仅揭示了油田各个含水期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形成“六分四清”分层开采调整控制技术和“层系细分开发调整”技术。这两项技术成果先后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

　　这一时期，大庆油田原油产量平均以每年28%的速度递增，实现上产5000万吨，跨入了世界特大型油田行列。据统计，这些成倍增长的原油为国家换回了大量的外汇，其中最高年份全国每100元换汇额就有大庆石油创造的14元。

　　瞄准“禁区” 破解世界级技术难题

　　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稳产期延长，大庆油田逐步进入高含水期。如何实现5000万吨稳产再10年的目标，是油田人面临的重大课题。

　　凭借多年实践经验，王启民坚定认为，大庆油田表外储层潜力巨大。于是，他把目光瞄准只有几十厘米厚、油斑油迹为絮状的表外储层。然而，按照国际惯例，这一油层不被计算在储量表内，就像做衣服剩下的边角废料，是被判“死刑”的油层，被认为没有开发价值。

　　表外储层到底能不能开采？问题一经提出，再次引发业内激烈争论和质疑。王启民坚信：“禁区既然是人设定的，人就可以打破它。搞石油的人，首先要脑子里有‘油’，才能把地下的油挖出来。”

　　对1500多口井进行地质解剖和分析，对4个试验区45口井进行试油和试采，对10口取芯井的岩芯进行测定和分析……王启民终于摸索出一套开发表外储层的技术，实现由主力油层向薄差油层的进军，成功突破开采禁区，变废为宝，直接推动大庆油田第三次生产力大发展。

　　直到1995年底，王启民主导的又一系统工程——“稳油控水”战略获得巨大成功，实现了3年含水上升率不超过1%，5年多产油600多万吨，获经济效益150多亿元。1996年，凭借这项成果，王启民再次问鼎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

　　进入新世纪，大庆油田面临资源接替难、特高含水期开发难、外围增储上产难等诸多困扰。然而，建设百年油田的梦想在心中燃烧，年过花甲的王启民仍然奋战在一线。

　　赋予“铁人精神”时代新内涵

　　“石油开发靠体力，更靠脑力，不仅要采出油，更要找到规律。”王启民坚持科学思维探索实践，直面业内争议和质疑，勇于挑战油田开发极限，为“铁人精神”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在大庆油田奋战50多年，王启民主持完成10余项油田开发重大现场试验、40余项科研课题，创造出一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石油开发理论和技术，曾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全国先进工作者、黑龙江省特等劳动模范等。

　　王启民说，搞科研要向“三个老师”学习：第一个老师是“坚决反对者”，因为真正的创新必定受到反对、质疑，而这些质疑正是需要研究的课题，将成为创新的基石；第二个老师是“艰苦探索者”，创新从来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在艰苦探索中发现灵感，然后改变思路，最终找到答案；第三个老师是“不怕失败者”，所有成功并非一蹴而就，必须瞄准目标，保持定力，以钉钉子精神攻坚克难。

　　作为一名石油科技者，王启民坚信，科技是油田发展的命脉，而创新需要更多科技人才。他把多年积累的科研资料无私与大家共享；无论是谁，研究什么课题，借用哪些资料，他都有求必应；年轻后辈遇到科研难题，只要找到他，他都耐心解答……

　　回顾改革开放40年伟大征程，王启民感慨：“想别人不敢想的事，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把敢想、敢干结合起来，就是科技人员对改革开放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