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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三问大连输油管爆炸事故 地下管网普查14年未完成

来源:
时间:2014-07-17 18:4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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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三问大连输油管爆炸事故 地下管网普查14年未完成管道开挖为何没有监护人员到现场?原油、天然气管线在地下,怎么还敢水平施工?大连市政府落实相关职责是否有一发了之、一告了知的情况

管道开挖为何没有监护人员到现场?原油、天然气管线在地下,怎么还敢水平施工?大连市政府落实相关职责是否有一发了之、一告了知的情况?昨日,在2010年大连“7·16”油管特大爆炸起火事故4周年之际,国务院安委会在大连通报今年“6·30”中石油原油管道泄漏燃烧事故时连发三问。国家安监总局总工程师王浩水更痛心疾首地总结,“有关部门吸取教训不理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要把事故当成故事听。”大连石化事故频发,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6月30日18时58分,位于大连金州经济开发区的中石油新大一线输油管被钻漏,原油流入市政污水管网引发火灾。据不完全统计,这是2010年以来大连发生的第八起石化安全事故。而在2010年中石油新港大火的此前三年,大连正以GDP年增长近千亿、15%以上的增速大跃进。近几年,高频的安全事故比这座城的足球和海景更令人印象深刻。“今年这场来得晚了些”,大连人这句吐槽显得无奈又无力。管线排查整治未完成去年12月,国务院安委会发布紧急通知要求开展油气输送管线等安全专项排查整治,排查整治期限定为2014年3月底。而大连市政府近日称年底基本完成地下管网普查。市民周峰对多次石化事故记忆深刻。2011年8月8日,台风“梅花”横扫大连卷起数10米海浪,冲垮海岸防波堤,直逼身后几十米处的几十个易燃有毒储罐,它们属于中国单系列规模最大的芳烃(PX)项目,汹涌海水倒灌进入厂区。其时,正在一公里外一家重机工厂工作的周峰,加入了被当地人称为“大逃亡”的行动——蚂蚁般的人和车蜂拥入市区,往更远的地方跑路。最近一次是在2014年6月30日,周峰被堵在回家的路上,他眼看着火苗蹿了几层楼高,卷着浓烟遮蔽了几百米外家的方向。7月2日晚9时,位于大连疏港高速和辽河中路交叉口的起火点周围已恢复平静,黑沉沉的夜色中,这条通向港口的要道上装载紧实的大卡车川流不息,只有停靠在路旁的两辆消防车透露线索,3天前一场大火曾经来过。这起事故来去如风,扫过大连的土地,但或许把阴影留在人们心里。6公里外,在距离泄漏点最近的高安里社区,网吧、超市、麻辣烫店热闹如昔。“呵,当时我在厨房呢,砰的一声,井盖子飞了两层楼那么高!”汪兴(化名)坐在超市门口的小板凳上,瞪着眼睛冲人学,“不过好像这回没大事,新闻说没死人,咱老百姓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据国务院安委会昨日通报,该起事故系大连德泰易高环保有限公司拟在松岚路停车场北侧建设LNG加气站,委托大连岳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为加气站配电工程实施电缆外线水平定向钻施工,将输油管钻漏导致原油泄漏。通报称,施工单位盲目施工,先后三次开挖因遇到硬物无法继续,于是将4.5米的深度调整到2.8米,在第四次施工时将原油管线钻漏。而施工单位此前虽与管道公司有沟通,但在施工时后者并未到场。此次事故与“11·22”黄岛输油管线爆燃事故有所不同,事故现场虽无输油管线与市政管网交叉,但是由于地势原因,漏油很快通过雨水和污水井流入下水道,并形成相对密闭空间,在出口处遇到点火源起火。这算不上一次罕见的事故。曾在大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超过20年的高级建筑师钟新(化名)告诉早报记者,为了急于拿到项目,不少施工单位都“边开工,边报批”。“因为政府监管部门很难每个工地都跑到。”在钟新看来,这是所谓的“监管盲点”。而国务院安委会相关负责人16日直指,大连市发改部门、执法部门相关管理存在监管缺失。并质疑本项目没有监理单位,建设单位是否对地下情况熟悉?是否知道周围的风险?管道企业的调查与施工单位的沟通是否到位?“现在看来,各方的协调未落实。”不管是大连市政府还是中石油,很难轻松面对这样的调查结论。在这起事故前不到一个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管线建设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摸清地下管线存在的结构性隐患和危险源”、“严格规范施工行为,严禁在情况不明时盲目进行地面开挖作业”。而在去年12月,国务院安委会还发布《关于开展油气输送管线等安全专项排查整治的紧急通知》,其中排查整治的第五条内容即“是否存在油气管线、危险化学品管道与市政公用管线、民用管线交叉的情况,以及民用管线封闭空间内是否存在油气管线、危险化学品管道”,这份通知将排查整治期限定为2014年3月底。在这个当口,这起火灾显得微妙而敏感。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7月1日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大连的事故未跑出历次油气管网事故共同逻辑:很多城市地下管线铺设地面标识缺失、不明显,施工单位施工资质和督察不到位。就此,在事故通报会上,上述国家安委会相关负责人一再追问,“怎样进一步明确落实管道保护部门与城建部门职责?据了解,大连市政府也有相关职责,但是否有职责或者文件一发了之,或者一告了知的情况?”“如果管道和城建部门不形成合力,对地下开挖管理,下次不是原油,还有其他燃气,自来水管线泄漏。”上述负责人表示。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距离事故不到一周的6月24日,大连市政府还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消息称“今年年底,将基本完成全市建成区内的地下管网普查”。早报记者在大连市政府办公厅今年3月印发的《2014年大连市地下综合管线普查工作方案通知》上看到,普查对象被圈定为“各地区行政区范围内长输管线,主要包括输电、通信、输水、输气、输油五大类”。这意味着大连的地下管网普查至今还在进行时,而在此基础上的整治则未见时间表。“坐火山口上指挥生产”大连一位曾负责企业技术改造的老干部称,当年朱镕基总理视察大连化工厂时,就诧异地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设备还在使用,尤其是一些高压设备用铁箍加固后继续用。“地下管网”是大连人常看在眼里、挂在嘴边的东西。出租车司机李松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跟早报记者说起这个话题,他笑着冲旁边的路努了努嘴,“拉链路,天天拉了开,开了拉。”大连市政协委员郭晨也有同感,“路反复在挖。”他告诉早报记者,大连地下埋着供水、排污、雨水、电力、电信、燃气等多种市政管线,常常因为施工把管线挖断。郭晨将其形容为“一种无序无规划的状况”。大连地下管网有多复杂?在2011年回复该市政协委员关霞的有关提案时,大连规划局坦陈,“大连城市有百年建设历史……存在建设标准低,缺乏对管线统一规划、统一管理。”而负责地下管网普查的大连市城市建设档案馆曾向当地媒体表示,大连市地下管线主要有七大类,管理牵涉近30个部门、单位,布局凌乱、档案不全,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影响城市正常运转。在钟新看来,讨论大连地下管网现状绝不能脱离其历史、社会背景。大连1899年建市,先后经历了40余年的俄日殖民统治,特别是在1905到1945年日本殖民时期,殖民者在大连相继建立了大连瓦斯所等石化工厂,由此奠定大连石化工业基础。钟新提醒早报记者注意,殖民地工业不免带有殖民特性——掠夺性和以战养战,在此前提下,产业布局是以军用便利而非民生为首要考量,比如占据海岸线,或者近居民区。在钟新看来,这注定大连此后的城市规划背负较重的历史包袱前行,从一开始就埋下隐患。而特殊的地理地形条件客观上也影响管网布局。大连地形狭长入海,若以最早的市内四区计算,陆地面积仅有620余平方公里,在极有限的土地上工业与市政并行发展,直至地下管网中双方犬牙交错。1949年以后,大连重化工业在原基础上得以延续。此后几十年间,尽管城市定位经过多次转换,包括曾让位环境保护,退居配角的短暂时期,但重化工在这个城市的根基稳固,血脉延续至今从未中断。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上百年的工业根基,也留下老化迟钝的后遗症。大连一位曾负责企业技术改造的老干部告诉早报记者,当年朱镕基总理视察大连化工厂时,就诧异地发现上世纪30年代的设备还在使用,尤其是一些高压设备用铁箍加固后继续用。“当时总理就感叹:你们是坐在火山口上指挥生产啊!”2002年,“大大连”口号提出,按照当时发布的《建设“大大连”规划纲要(2003-2020年)》规划,大连城开始“西拓北进”,西拓至旅顺,北扩至金州。城区面积急速扩张如同再造一个大连城。“大连的城市化率达到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在地市一级城市中是最高水平。”大连市房地产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于连生曾参与大连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论证,他这样告诉早报记者。在城市化过程中,此前埋设石化管道的荒地周围被开发,居民小区、学校、商场随之兴起,深埋在地下的石化管道如脚底炸弹,冲突显而易见。14年仍未完成的普查大连市城建档案馆先后于2000年、2005年、2011年集中组织开展地下管线普查,但直到2014年3月,大连市政府还在发布消息称,普查预计在年底才能基本完成。在于连生看来,管网出事故另一个原因就是“家底没摸清”。事实上,大连的地下管网普查早已启动,只是多年来进展迟滞。据《大连日报》报道,2000年,大连市即成立了地下管线普查领导小组,大连市城建档案馆先后于2000年、2005年、2011年集中组织开展地下管线普查,普查总面积约120平方公里。但直到2014年3月,大连市政府还在发布消息称,普查预计在今年年底才能基本完成。为何会“起了大早却赶了晚集”?在给大连市政协委员关霞的提案回复中,大连市规划局解释称,“由于普查规模巨大,投入人力、资金多等原因,此项工作一直在进行中。”回复还称综合管网信息系统建设“此前均有一定努力,但此项工作涉及体制、资金、时间等问题,需要政府统一组织,并制定有关规定及工作方案,再逐步实施”。近二十年来,从“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大大连”到“三个中心”的发展口号,大连在炽热的期待中被推向停不下来的高速列车,狂飙突进。根据大连市“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大连GDP要达到10000亿元,占辽宁省1/3;地方财政收入在2010年500.8亿元基础上达到1000亿元,占辽宁省的1/4。大连海事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刘斌告诉早报记者,从大连来看,GDP和财政收入增长很大程度上靠土地出让和大型工业项目拉动。沿着大连轻轨从金州经济开发区穿过大连湾到市区的路线,新开的楼盘贴着铁轨长起来,售楼的大红条幅被海风吹得猎猎作响。工业、商业、高楼、平房在同一空间共生交错又互不退让。比如在后盐车站,距离广汇化学不足500米处就是一处新建的住宅小区,而较它们更近轻轨的则是一片灰蒙蒙的棚户区。相似的场景也在市区上演。大连热电集团粗壮的高炉冲着隔壁的商住高楼吐白烟,它们之间相隔不足100米。有意思的是,那座高炉的表面被粉饰上五彩的自然风景,至少从外观上与这个“旅游城市”的名号保持一致。但说起这个,本地人笑话早报记者少见多怪,“先有这些厂子后盖的住宅,你让谁搬走?”这在刘斌看来,根源在于城市发展缺乏顶层设计和可持续规划。“新一任市长虽然对外宣传是继承前任,但是让人感觉发展思路变化很大。”“国外的规划都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定下,此后的人就持续进行,即使调整也是微调。但我们很多时候是大开大合,不破不立。这样的好处是能集中社会力量办大事,但隐患就在于,如果上石油项目,其他就退让。等石油落实完了,要发展民生,石油又要避让,按下葫芦浮起瓢,老在这种矛盾交替中前行,耗费的社会成本太大。”钟新对早报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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